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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国造”的迷雾--兼论“日本造”与“美国造”

12月7日,我应“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组委会邀请,和阿里巴巴网络公司的马云先生一起主持年会中的一个专题讨论:“全球品牌: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参与的嘉宾有日本最大的经济新闻社日经BP社的社长吉村久夫先生、维亚康母中国区总裁李亦非小姐、日本大使馆商务参赞千叶明先生、广东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先生、广州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张房有先生和北大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先生。根据会前会后的研讨和思考,我有以下心得,和大家分享。

中国制造是一种威胁吗?

  随着中国制造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中国人越来越自豪。而所谓“中国造威胁论”,也在美国出笼。

  2002年6月1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发表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的文章《当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时候》。该文说,当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制造厂商,将面临巨大的供货中断风险。美国经济已受到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供货链影响,如果发生战争、恐怖主义、社会动荡或者自然灾害,美国乃至世界将遭遇大规模供货中断的威胁。杰弗里·加藤的意思是明显的:中国可以凭借其“世界工厂”的地位要挟和制约美国。如果中国不给美国供货,美国的许多大企业高端产品的生产将陷入瘫痪,美国民众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将大幅度上升且缺货,美国的经济和生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2002年10月20日的《洛杉矶时报》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人民产品共和国》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的低工资是促进制造业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每小时40美分,为墨西哥工人的1/6,美国工人的1/14。“要买一双鞋吗?美国市场上近80%的鞋是中国人的巧手做出来的。电脑呢?位于香港以北50英里处的东莞的各家厂商在2001年生产了全球37%的光盘驱动器、10%的电脑显示器和成千上万的扫描仪、打印机、DVD等。如果东莞一堵车,世界电脑马上就要涨价。2001年美国共销售1680万辆自行车,其中约85%是来自中国……中国将在一个又一个的产品制造领域打败美国的企业,最后成为全球最大的产品供应国。”

  上述论断听似合理,实乃大谬。

  首先,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无论是最早的英国(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制造业在全世界的比重曾高达19.9%,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都没有给世界经济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相反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福祉。中国制造虽然在迅速崛起,但地位还远不能和英、德、日当年相比。1999年全球制造业产值为9万多亿美元,中国的贡献约5000亿美元(含建筑业),只占5%多一点,而美、日的比重分别超过20%和15%。中国制造还远没有实力去真正地影响哪个国家的消费。

  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业品虽然产量大,但品种少,档次低。中国的钢产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但主要产品是低档次的建筑用材,IT行业和汽车行业用的高档板材仍需大量进口。2000年,中国进口钢铁达97亿美元,出口只有40亿美元。2001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排名的中国企业有11家,但其中没有一家属于真正的制造业。中国的200强外贸企业,74%的出口值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许多大型出口企业只是“世界工厂”的一个加工车间。

  来自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的一项调查也指出,十多年来,推动中国出口的真正原动力,来自跨国公司有意识的外包战略远多于来自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公司。在同期中国总出口累计增长中,占65%的比重来自“外国投资企业”—即由全球跨国公司设于中国的子公司和本地公司与世界工业国伙伴组成的合资企业。因此,真正的事实是—不是“新崛起的中国公司正肆无忌惮地攫夺全球市场份额”,而是在中国设厂的全球企业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获得了最佳的利益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2000年我在美国留学时,有一个印象非常强烈:停车场的汽车差不多一半是丰田、本田、日产等日本品牌,教室和图书馆的电视、电脑很多是索尼、松下、东芝的牌子,但所谓“中国造”在什么地方才看得见呢?的确,超市里有很多“Made in China”的东西,但是牌子都不是中国的,都是在产品上某个不起眼的位置打上“Made in China”的记号。

  这就是说,美国市场上的“日本造”是品牌驾御产品,都是日本品牌,生产反而可能是在马来西亚一类的地方完成。而“中国造”基本上是被动的代工,被动的制造。

代工很容易被取代

  代工能产生真正的威胁吗?不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的分析比较客观。他指出,中国是众多新兴制造业外包平台的典范,是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但中国并不是全球惟一的一个外包平台。类似的外包模式在亚洲其他国家,在墨西哥、加拿大、南美和东、中欧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代工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罗奇还提出,即使是代工,也有多种层次。例如,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代工相比,印度是全球境外服务外包的重地。服务业境外外包活动,从低附加值的交易处理、呼叫中心业务到知识资本含量较高的软件编程、工程、设计、会计、精算、法律及医疗建议,以及领域广泛的商务咨询等功能,其附加价值明显比制造业要高。根据一项研究估计,印度由IT产业拉动的服务出口将在未来4年增长10倍,从2001~2002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170亿美元。现在,由于电子网络的互联互通,在纽约发生的一起系统故障可以用在印度班加罗尔编写的“软件补丁”立即加以修复。互联网让高学历、勤奋和相对低工资的境外专业人员能配合无间地融入全球服务行列,从而打破了专业人员一度为先进国家所独有的局面。

  由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下面的结论:

  由于内需庞大和劳动力低廉,中国制造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还只是生产大国,代工大国,而不是技术标准、品牌方面的大国,代工还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同时,中国在服务业方面的代工能力弱于简单的加工制造。

  即使人家说中国制造是一种威胁了,我们也要有自知之明,我们还不是什么威胁。



“日本造”和“美国造”

  日本人的声音要比美国人的声音更值得我们聆听。

  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迈克尔·谢里登的报道,他在东京采访的一位日本通产省高级研究员指出,中国工业仍然是一种劳动力密集型、低成本的模式,而日本先进的生产厂家仍然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领域保持着优势。 

  他说:“在中国真正成为能够与日本并驾齐驱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前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尽管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市场上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出口品仍然局限在较低一级的产品上。例如,就电视机而言,日本专门生产高清晰度的较尖端的产品,而中国则生产标准模式的产品,后者的价值要比前者低得多。” 

  他指出,日本从中国加工产品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因此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使用的却是从日本进口的部件。标有“中国制造”的电脑可能采用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奔腾芯片、微软公司的处理系统和日本或韩国生产的液晶显示器。他估计,中国出口产品的一半是由外国子公司生产的,其中许多公司是日本公司。 

  他说:“中国公司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如海外的同类公司,不论是在资本、人力资源,还是管理方面。结果,中国没有其它选择,只能指望通过廉价的劳动力来提高出口竞争力。” 忠言逆耳。

  日经BP社的社长吉村久夫先生告诉我,日本经济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低迷中熬出了头,2003年的GDP有2%的成长,企业效益也取得了很大提高。企业复苏的原因主要是三点,一是甩掉赘肉,保留肌肉,卖掉多余资产,在企业内部推行合理化改革;二是新产品和新技术开发,重点是数字家电,首先是DVD播放机、数码像机、液晶产品等,产品服务也有了进一步充实;三是海外市场的开拓。

  日经BP社出版的《日经商务》杂志提出了日本企业“不败给中国的7项原则”,即进一步改革生产工艺与流程、制造产品流行周期较短的产品、增加多技能职工、从世界各地聘请优秀技术人才、不追求过剩的产品性能、重视流通时间及质量、将企业重点从生产转移到研发,呼吁日本企业在新的技术和产品、生产系统、物流系统、人事制度等方面进行经营改革。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企业在传统的高性能、高品质基础上(日本的传统是“工匠文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这一点可以说全球无敌),已经开始注意和消费者需求的快速互动,以“消费者价值”而不是“产品高性能”为中心。其未来的竞争力绝对不可以低估。这一点,从本田汽车在中国的成功就可见一斑。

  经常到日本的马云先生还有一个看法,日本在制造领域里面已经放弃了一些低端制造业,进入高端制造业,比如游戏机、机器人等富有知识含量的产品。

  最后简单说一下“美国造”。维亚康姆中国区总裁李亦非小姐说,美国造的都是有灵魂的东西,美国品牌传达的都是精神性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的预言,他说20年后经济会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很多人都说过,美国的可怕就在于它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流行全球,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标准。

再难再远,也要向前探索

  依照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说:

  “美国造”造的品牌里装的是梦想,生活方式,流行文化,技术标准,造的是最轻的东西。

  与之类似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在时尚产品中的创造。

  “日本造”、“德国造”还有现在的“韩国造”(三星为代表),品牌里装的是最佳性能、工艺的技术产品。其中,“德国造”的品牌和工艺很强,“日本造”的功能和性能很高,“韩国造”两方面都想追,一边追求高品牌,一边力争高技术。

  中国台湾地区和印度软件产业的“制造”,走的是代工之路,但代工的知识含量比较高,产业层次比较高。

  中国大陆和其他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主要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代工,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和知识含量都比较低。中国大陆由于有庞大的内部市场,孕育了一些“国内知名”的品牌,但在全球意义上还没有什么地位。

  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的现实。正如2003年11月初,日产汽车总裁卡洛斯·戈恩在东京国际汽车展上所称的,目前,在中国的汽车合资企业中,中国合作伙伴除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和销售渠道外,对实际经营和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而同时,合资中的外方汽车厂商却在提供技术和其他的“相关价值”。戈恩的话很刺耳,因为坦率。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主要也不能归结到中国企业自身。毕竟,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太短了。但是,我们应当有清醒的头脑。提高附加价值之路,再难再远,我们也要向前探索,向前走,否则,你就永远只能在价值链的低端,被盘踞在上面的品牌、知识专利、技术标准等等牵着鼻子走!仰人鼻息的滋味是最难受的!

  原载:《新营销》2004年1月号,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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