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老板是如何炼成的(3)
作者：王志纲
王石说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其实，王石作为一家大型的品牌上市公司董事长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完全因
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营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因为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他与老东家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婆家，准备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相让给北京华润置业，条件非常优惠，但临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既是国有控股企业，他又与老东家长期关系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一点，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惨。既然王石作为老板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怎么可能发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迫使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也没有必要为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别人为暴利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俺王石犯不着，有个百分之七八的平均利率就行了。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去登山，去玩自己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别人若指责不务正业，喏，穷叫唤什么，看我企业走得顺顺当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共同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辨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但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或者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满肚皮的文韬武略，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说牟其中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可能并不夸张。遥想当年老牟以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中国积压的商品从刚刚崩盘的俄罗斯换回飞机时，他受到多少商人、老板、青年，以及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的眼中，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一个具有魔力的人。而他自己也是“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牟其中风头正盛，他通过人找到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在南方组织一个活动。于是，我邀请广东当时的风云人物钟华生，在广东为他们搞一个风云对话。没想到，初次见面，老牟的睥睨一切、不守常规的雄风着实就让我们吓了一跳。记得我刚宣布大会开始，还没有讲几句，老牟就抢过话头，说我先讲两句。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全是老子天下第一，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的传奇，间或夹杂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一席雄侃下来，时间没了。他兴致很高，脱口而出，今天的饭局他买单，记者们自然欢喜异常。等吃完饭，他老人家却只顾用牙签清理口腔，全然没有买单的意思，后来还是特地赶来对话、却没插得上话的钟华生掏钱结账。第二天早上，当这位替老牟买单的人在餐厅同老牟相遇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形同陌路。
刚开始，我对老牟的行为非常不解——他也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人物，怎么如此不通情理？后来我想通了。不兑现买单的承诺并不是老牟没有钱或者心疼钱，因为他眼里从来就没有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牟不是“周扒皮”、“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否则他手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从他那里占了便宜的人。他的傲慢，他的冷漠，并非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他志不在此。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他这几十年是怎么穿行在暗礁密布、险象环生的社会之中。
王石说他的成功的秘诀是不贪。这所谓的“不贪”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多数地产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还嫌赚得少，他则相反，超过百分之十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门人化公为私，穷庙富方丈，他却满足于自己的几十万年薪。这些解释都是结果，不是原因。
其实，王石作为一家大型的品牌上市公司董事长之所以没有成为亿万富翁，不是完全因
为他与钱有仇，也不是因为他自命清高、洁身自好——如果真是这样，王石早就被市场消灭了，哪有今天的领袖风采。根本的原因是，在以弱击强、残酷激烈的“斗争”中，作为国有资产的保护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绝对控制权，首先就得拔刀“自宫”，保护好自己！
《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始终没有把这个关键的命门点破。万科的老东家是深圳大型的国营企业特发集团（特区发展集团公司）。因为王石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为模式，他与老东家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当初万科欲上市时，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后来，王石为了摆脱官僚气甚浓的婆家，准备将万科的大股东地位拱手相让给北京华润置业，条件非常优惠，但临签合同时，老东家打了翻天印。试想一下，万科既是国有控股企业，他又与老东家长期关系紧张，要是王石真的“贪婪”一点，那么他的下场可能比李经纬还惨。既然王石作为老板自己的年薪仅有几十万，那么他手下的职业经理人们怎么可能发财！为安全计，为斗争计，为“后院不失火”计，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线就是不犯侵吞国有资产或国有资产流失的错误，不犯贪污、行贿受贿等经济上的错误，这样那些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人就没办法置他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正因王石与老东家的关系剑拔弩张、复杂微妙，迫使他不敢在灰色领域灵活穿梭，更不敢明里暗里为自己谋私利，也没有必要为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险，别人为暴利冒上绞刑架的危险，俺王石犯不着，有个百分之七八的平均利率就行了。力百斤者负五十，轻装上阵，剩余精力去飞伞去登山，去玩自己值得一玩的任何时尚。别人若指责不务正业，喏，穷叫唤什么，看我企业走得顺顺当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首当年与万科共同出发的“海盗船”，不知是那些监守自盗虽身家过亿最终却船毁庙灭的新富豪们成功幸福，还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叹世界的王石来得潇洒？
难怪，王石的哥们儿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到王石的成功时说：王石是逼出来的圣人！一语道破天机。
有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谛通常是充满辨证法的。
第三类老板是那些有强烈的政治情结，但仕途却阴差阳错被彻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四通的万润南、南德的牟其中，后期的标志性人物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大午集团的孙大午等等。
这类老板无疑是中国企业家当中最有才学、最有韬略，以及最雄辩、最充满激情的一类。他们对金钱本身的兴趣远没有对名誉、地位、权势以及影响力的追求浓厚，也就是说他们都有非常强烈、甚至狂热的政治情节。他们的案头置放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诸如《老子》、《孙子兵法》、《资治通鉴》以及《毛泽东选集》。但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或者造化弄人，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学和满肚皮的文韬武略，便纷纷响应党的号召下到海里，乘风破浪。
说牟其中是中国的“风险投资之父”，可能并不夸张。遥想当年老牟以最原始、最不可思议的方式，用中国积压的商品从刚刚崩盘的俄罗斯换回飞机时，他受到多少商人、老板、青年，以及政府官员和媒体的追捧！在社会的眼中，他简直是一个天才，一个具有魔力的人。而他自己也是“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牟其中风头正盛，他通过人找到还在新华社当记者的我，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在南方组织一个活动。于是，我邀请广东当时的风云人物钟华生，在广东为他们搞一个风云对话。没想到，初次见面，老牟的睥睨一切、不守常规的雄风着实就让我们吓了一跳。记得我刚宣布大会开始，还没有讲几句，老牟就抢过话头，说我先讲两句。这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全是老子天下第一，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的传奇，间或夹杂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一席雄侃下来，时间没了。他兴致很高，脱口而出，今天的饭局他买单，记者们自然欢喜异常。等吃完饭，他老人家却只顾用牙签清理口腔，全然没有买单的意思，后来还是特地赶来对话、却没插得上话的钟华生掏钱结账。第二天早上，当这位替老牟买单的人在餐厅同老牟相遇时，他竟然旁若无人，形同陌路。
刚开始，我对老牟的行为非常不解——他也是一个混迹江湖多年的人物，怎么如此不通情理？后来我想通了。不兑现买单的承诺并不是老牟没有钱或者心疼钱，因为他眼里从来就没有钱。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老牟不是“周扒皮”、“葛朗台”式的吝啬鬼，否则他手下就不会有那么多从他那里占了便宜的人。他的傲慢，他的冷漠，并非他不懂人情世故，而是他志不在此。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他这几十年是怎么穿行在暗礁密布、险象环生的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