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珠三角企业为何不易做大？
珠三角企业为何不易做大？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包括创维在内的众多内地民营企业为何在香港股市屡屡遭到质疑乃至起诉？
有“郎监管”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认为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是因为中国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传统，同时又缺乏一套严刑峻法来惩戒失信者。由此，在中国现有的企业文化里，企业家对国家、对股东、对劳工缺乏信托责任的情形相当常见。匡正之道首先是要靠政府推动法治，其次是企业要逐步培养以承担信托责任为灵魂的企业文化。郎咸平是在昨天于广州举行的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讲这番话的。
股市缺乏严刑峻法监管
郎咸平指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之时，就有了所谓的信托责任的问题，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自觉地尊重、保护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就是在承担一种信托责任。此后，信托责任从单纯地对股东负责深化到对国家、对员工负责。
郎咸平指出，中国证券市尝产权交易市场缺乏像美国这样的严刑峻法的监管，因此单纯地学习美国证监会运作措施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比如，由于美国股市监管严格，股市运行相对健康，因此美国社会保险基金入市的回报较高且稳定，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增值场所。但在中国，社保基金入市的风险则较大。再比如，美国股市的确是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但其证监会对内幕交易的监管非常严格且有效，机构投资者难以操纵股价。但由于没有同样严格的监管，中国股市引进这些机构投资者就可能等于引进了更大的庄家，对中国股市形成以投资为主的理念帮助有限。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当前香港股市里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股价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被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所操控。
信托责任缺失困扰珠三角企业
郎咸平指出，信托责任缺失造成的负面效果是全方位的。比如，今年民工荒的出现，就与企业所有者对劳动者的信托责任缺失有关；珠三角很多民营企业做不大，与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有关；而职业经理人缺乏信托责任，就可能侵害民企的私人产权，民企老板就不敢放心地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但在激烈的国际化竞争面前，民企第一代创业家大部分已经无法应对，这使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当被问及对最近创维多位高层被香港廉政公署起诉一事有何看法时，郎咸平不愿过多置评，只说了一句：“这说明他们没有很好地尽到对股东、对员工的信托责任。”他又指出：企业家经营好企业是天经地义的，但这还不够，他还必须反思：作为一个企业家，除了使企业赚到钱之外，自己尽到了对社会、对股东、对员工的信托责任没有？
德隆输在企业文化违背经济规律
郎咸平也对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企业文化不是刻意创造出来的，企业文化的灵魂应该是勇于承担对社会、对股东、对员工的信托责任，而其基础是必须符合经济规律，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终究有一天会让企业栽大跟头。
郎咸平认为，德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隆的企业文化是“积极进取，把握机运，通过产业整合建成中国第一大民营企业”。它的企业文化违反了多元化经营的基本规律。多元化经营最重要的原则和目的是通过产业互补来对冲风险，使企业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保证永续经营。但德隆的多元化却缺乏互补，其整合的产业如摩托业、水泥业、重型汽车业与金融业这个主业并没有互补性。一碰到宏观调控这样的重大转折点，多个产业一起走下坡路，现金流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也就势所难免。
背景：信托责任的形成途径
信托责任有两种形成途径：一种以英国为代表，它是在几百年的企业经营历史上逐步形成的，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履行信托责任成为大多数企业经营者的共识和行为准则。因此，在英国，无需严格的监管，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整个产权市场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健康运作。另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美国没有履行信托责任的传统。在1929年以前，操纵股价、内幕交易等信托责任缺失的行为同样盛行。但罗斯福新政大力推行了一系列加强资本市场监管的严刑峻法，大家族、大庄家操控证券市场的行为受到了最严厉的打击，中小股民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一条通过严刑峻法建立信托责任传统的路子由此开创。
信托责任的建立造就了美国的百年繁荣，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股市成为美国藏福于民的最佳场所。据统计，从1940年到1991年的51年间，美国股市的年均回报率达到很高的水平，基本上是在当年银行利率的基础上再加上7.6个百分点。有了如此稳定的高回报率，入市的社会保险基金才能长期保持较高的回报率，并使美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得以顺畅高效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