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新局新解
2003年7月８日，合肥荣事达宣布引进新的外资合作伙伴：一个名为Elco BrandtS.A的法国公司。Elco BrandtS.A将收购荣事达旗下的中美合资公司荣事达.美泰克75.5％股份，其中49.5％来自美泰克，1%来自港资，另外25％来自荣事达集团。
这与一年前所不同的是：先前陈荣珍掌权之时，对于美泰克所转让之49.5%的股权有着热切的期望，并希望能优先收购。如今不但没优先收购，反而大量减持。于是，坊间有这样的猜测，以前的荣事达是陈荣珍的时代，如今是仇旭东的时代了……
短短两年，荣事达发生了一系列的产权、人事变动，让人寻味。原合资公司美方代表劳伦斯在接替荣事达创始人陈荣珍出任总裁后仅半年时间，便宣告退出并撤资；而陈荣珍重现江湖后也仅半年又被政府建议退休，由仇旭东接任。
是陈荣珍的锋芒太盛扼杀了劳伦斯的入主，还是美泰克有意收缩战线？陈荣珍黯然退出是政府行为还是企业行为？仇旭东入主荣事达何以如此顺利？仇旭东何以大量减持荣事达的股份呢？
美泰克撤资
1996年，陈荣珍在与日本三洋合资大尝甜头之后，又将目光瞄准了美国的第三大家电厂商美泰克。恰巧此时，美泰克又积极的寻求中国市场的突破点，双方在香港中介公司的撮合下一拍既合。
在最初的蜜月期间，美方对这次婚姻抱有极大的希望。一位前合资公司高层介绍，美方虽然作为控股方，但只在产品质量控制和投资管理上参与，不参与其它方面管理，放任以陈荣珍大展拳脚。事实也证明，蜜月期的荣事达发展迅猛。鼎盛时的荣事达洗衣机年销量达到200万台，列国内第一。
好梦不长。2000年，荣事达洗衣机跌到全国第三名；2001年，全年洗衣机销量80万台左右，列第四、五位左右， 4条生产线120万台的产能，而市场销量不足10万，中美合资公司亏损1.8亿元。面对种种颓势，资本方美泰克决心亲自操刀，从2000初开始，就派出董勤龄、王伟东等出任合资公司销售副总、市场副总裁等职。2001年7月，资本方再度施压，派出劳伦斯接替陈荣珍出任总裁，陈荣珍退居幕后。
据介绍，腿脚不便的具有英国、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的劳伦斯有着40年企业管理经验。在此之前，劳伦斯只是在北京搞市场调查和促销活动，然而一当上任就放言要以“打内战”为主——完成内部管理的新构架。
处在总裁之位的劳伦斯这样打算：“我的目的是把世界上最好的管理模式、经验参照中国本土的经验让两者合二为一，成为适合中国情况特色的合资公司。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方向。”不仅如此，据媒体披露，当时的荣事达领导层刹时出现了“多国部队”的局面，大量引进“海龟派”以及外籍经理人，而原陈荣珍旗下的老臣子一度被排斥在外。陈荣珍本人也退居副职，负责政府公关和对外联络。这无疑是与先前劳伦斯的位置做了一个置换。
然而，在劳伦斯入主仅仅半年，还来不及施展拳脚的时候，2002年1月24日，荣事达美泰克公司第九次董事会决定劳伦斯不再担任中美合资公司总裁职务，原美方派出李广元、王伟东等副总裁们均退出管理层。美泰克宣布从荣事达撤资，短暂的婚姻宣告破裂。
劳伦斯的跌落、美泰克的撤资多少让人有些始料不及。当时某媒体用了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劳伦斯：落寞！这个词语似乎又可以拆成：失落、寂寞？
让劳伦斯失落的是，他的全盘计划皆因为美泰克总公司的经营不善而落空。据国外消息报道，美泰克在美国市场屡屡失利。做为美国的上市公司，美泰克不想把其合资中亏损的部分在2002年务报表中发表，所以它就决定把仍处于亏损状态的合资公司“弃掉”，这样它就不用按照相应的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其赢利水平就要好些。另一方面，相对与其他国外家电巨头，譬如西门子、三星等等，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市场以自己的品牌抢市，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美泰克却依靠荣事达这样一个国内品牌，无疑处处受制于人。事实证明美泰克的中国棋下错了，撤资荣事达是美泰克退出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让劳伦斯寂寞的是，虽然他成为了形式上荣事达的总裁，却是相当孤立。荣事达公司员工披露，陈荣珍的强人形象早已压过了所有人，公司的决策无不为陈荣珍所左右。甚至连劳伦斯的离任，都是陈荣珍上书美泰克，强行抵制的结果。
后来又曝出这样一个消息：荣事达出现大量坏帐。据报道，2002年2月，合资公司应收账款在南方市场约1.2亿元，华东为5000万元，北方市场为7000万元，加上其它地区，全国总计３亿元左右。某荣事达原高层指出，3亿元应收款很大部分是中方为吸引美方入股，显示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很受欢迎，在价格和款项上对代理商做出很大让步，造成应收款居高不下。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无疑美泰克落入了一个资本的陷阱。
综上所述，由于美泰克自身经营不善以及荣事达的资本陷阱加之陈荣珍对美方意志的抵抗，终于导致美泰克决心撤资。
强人陈荣珍
2002年1月24日，经过荣事达董事会上通过，由陈荣珍推荐的新旧领导班子实现平稳交接。陈荣珍希望美方派出三位高级代表来合肥谈判，促成以下协议的达成：美泰克将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方，但荣事达享有优先购买权。
美泰克的退出，又将陈荣珍推上了前台。那么又得引发这样一个问题：陈荣珍是何以达到当时那种遇神杀神境界的呢？劳伦斯的退出和陈荣珍又有多大本质上的联系呢？
陈荣珍的过往也成就了荣事达的历史。
早在80年代初，合肥洗衣机厂（荣事达前身）由一个以生产电机、冲床等产品为主的集体小厂转型生产“百花”牌洗衣机。1986年底，合肥洗衣机厂年产“百花”牌洗衣机9.2万台，压库3万台，固定资产只有300万元，产品资金占用高达700万元，贷款也超过了1000万元的赤字。这对于刚走马上任的厂长陈荣珍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
陈荣珍在一次全厂干部大会上说：“逆境催人奋发，未出去便认输，不是我的习惯。”于是陈荣珍改变策略，决定带领厂子“借船出海”。正当陈荣珍在找寻大船时，上海洗衣机总厂厂长带一支考察队伍来到合肥，寻找合作伙伴，于是“水仙”名牌洗衣机产品之光映红了凋谢的“百花”。结果一炮打响，仅6个月就使企业起死回生，积压产品也销售一空。陈荣珍强人形象开始树立。 1992年10月8日，合肥洗衣机厂与香港丰事达投资有限公司携手组成中外合资企业——荣事达电气有限公司。1993年1月1日，“荣事达”洗衣机粉墨登场。为了让这种新牌号能占领市场，陈荣珍在销售上实施了“声东击西”的销售战术，把产品销售重点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并以此为突破口，采用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在短短的4个月内，先后在合肥、郑州、石家庄等8个城市，连续召开了8次新闻发布会，从而掀起了一股“荣事达”旋风。
1994年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参观“安徽经济成果展”荣事达展厅时，接见陈荣珍时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荣事达创牌，真是如雷贯耳！陈荣珍的强人形象被空前渲染。
陈荣珍的成功实质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解释为资本运作的成功。早在1985年，在荣事达资产只有300万元的情况下，陈荣珍贷款2700万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并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1993年，陈荣珍在荣事达资本利润率高达20%时将企业49%股权出让给港方，获得资金1.1亿元，拿这1个多亿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又引进1.18亿元。这一次资本运营使荣事达资本翻了4倍，不仅解决了投资所需的资金，而且优化了资本结构，使资本负债率降到了40%以下，资本运作进入良性循环。
1996年，陈荣珍以5个企业的资产存量作价入股引进美泰克资金8200万美元，创办了6个合资企业，使总体规模和实力上了新台阶。1998年开始，荣事达又进行资产重组，跨地域、跨行业组建了4家公司。
截至2002年，短短16年之间，陈荣珍通过资本运作，使荣事达净资产疯狂增长近1000倍，由306万元骤增到32亿元。陈荣珍在家电行业被尊为“第一经理人”，陈荣珍强人形象被推至顶峰。
荣事达的点滴头渗透着陈荣珍的心血，所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劳伦斯会退出：荣事达是陈荣珍一手创办的，机构是陈荣珍的机构、队伍是陈荣珍的队伍，劳伦斯要想对荣事达“伤经动骨”自然是自葬前途。
换帅风波
然而，同劳伦斯的下台一样，陈荣珍却在半年后被废黜。只是这一次，仿佛一次唐突的暴雨，之前并没有一点风满楼的迹象。
2002年7月7日，合肥市委组织部下发《关于陈荣珍同志退休的通知》，以“和商”著称业界的荣事达创业元老陈荣珍和以“森林战略”享誉家电业的美菱集团的创始人张巨声，正式“退休”，解甲归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七之变”。对于荣事达和美菱高层的这次地震，一时间传出很多版本的猜测，记者认为：美菱和荣事达一直是欢喜冤家，政府同时去除双方头上的强人光环有利于合肥政府的“合并”计划。
这个合并计划可以追溯到1994年。当时，美菱与荣事达就有过短暂的婚姻。联合协议也签订了，联合后公司的新牌子也做好了，但是“形连心不连”，最终不了了之。陈荣珍认为两家各自向上发展的空间很大，联合没有内在动力。但是真正的内幕是，陈荣珍和张巨声之间谁都不愿屈就谁，反而，陈和张在竭力规避合作的基础上，展开了同城竞争。
做为同城的兄弟企业（在合肥，有美菱是政府的亲儿子，荣事达是干儿子的称谓。足见政府重视。），荣事达和美菱的争斗却一直没停止过。荣事达的洗衣机卖得好，美菱立即上马洗衣机；美菱的冰箱卖得好，荣事达立即上马冰箱。这种争斗，将直接影响合肥市的GDP，合肥市有关部门压力非常大……
原本指望通过比赛来提高荣事达和美菱的“国际竞争力”的合肥市有关部门，终于意识到了在这种竞争中潜伏的危害性，提出了二者进行“强强联合”的愿望。2000年，荣事达洗衣机由连续四年的产销量排名第一下滑至第三，美菱冰箱到第四。如果荣事达与美菱联合，就能挤入“三强”，就共打一个品牌作广告，共用一个销售体系而言，一年就可以省下3亿多元的营销费用。而且，荣事达的中美合资这一块与美菱的上市公司美菱股份都出现了巨亏。合作事宜更提到了合肥市有关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合肥市某官员也证实了“七七之变”的原由：“其实合肥市政府的这个决定并不是仓促做出的，而是考虑了很长时间。根据荣事达和美菱的现状来看，依附在二者身上的‘创业者神话’也应该给合肥市一个交代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巨声和陈荣珍的‘退休’代表着美菱、荣事达割据时代提前结束。
面对政府的强势逼宫，陈荣珍和张巨声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由于产权结构的不同，作为国有企业美菱老总的张巨声二话不说，并兴致盎然的做出了“外出旅游”的打算；而荣事达却有着极其复杂的产权结构，一部分集体，一部分外资，小部分国有。仅外资这部分而言，就包括美资、日资以及港资等等。
某记者在对荣事达进行采访的时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荣事达是集体企业，合肥市政府有这个权力来搞掉我们的老总吗？荣事达上上下下都非常不服气，我们陈总更是不服气。”
于是就在《关于陈荣珍同志退休的通知》下达后，荣事达董事会立即以九票对一票否决了《通知》的决定。陈荣珍依然每天坐着他的豪华奔驰上下班。
《通知》的下达将另一位人物——合肥市经委副主任张长琚推到了前台，荣事达却认为：“张长琚没有在家电企业工作的经验，他的出现太突然。”2002年7月17日，在荣事达.美泰克董事会上遭遇“滑铁卢”，在有关提议张长琚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的投票选举中，结果提案以绝对多数反对遭到否决。
一边是政府的蛮横，一边却是荣事达的抵制。“为这事我们曾秘密北上。”荣事达的一位现已经离职的中层干部说“就在《通知》发到荣事达的第二天，我们派了几个人，深夜赶到北京，并召集北京各大媒体，连夜发布有关信息，准备与合肥市政府‘对着干’。但后来我们考虑到方方面面，又急忙致电这些媒体，让他们不要发布这些消息。”
2002年7月27日，在政府的提名下原合肥晚报总编辑仇旭东通过荣事达董事会投票，成为陈荣珍的接班人。但有趣的是，美菱的新主帅王家章却是仇旭东的好朋友，这又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先前的合并传闻。
荣事达换帅风波才告一段落。
仇旭东接棒
陈荣珍上访的消息最终并没有被媒体大肆的渲染，其原因看来有点模糊。据荣事达内部消息，当时某国家官员曾与陈荣珍对话，至于对话的内容或许将永远成为秘密。但却从此消除了陈荣珍的上访情绪，主动提出了辞职。
这看来是一个传奇，但却不免引起记者的一些联想。陈荣珍本人的确功不可没，但从来也是谣言缠身。在陈荣珍主动提出辞职后，关于他个人作风上遭到了媒体的质疑，一方面在期权问题上，陈荣珍只是象征的给了自己一万股，那么意味着他退休以后将会坐吃山空；另一方面，国家不允许集体干部使用进口车辆，而陈荣珍所到之处，必然会看见大奔的身影……但是，陈荣珍辞职以后，所有一切伴随陈荣珍的猜测也就不了了之。
2002年8月2日下午，荣事达的工作人员才为新到的董事长安装电脑。对此前一周前还在担任《合肥晚报》总编辑的仇旭东讲，这是他真正主持荣事达工作的第一天，而此时他还没来得及将报社工作交接完。
对仇旭东来说这一切都太唐突。他处于一种硬着陆的状态。
2002年7月中旬，合肥市副书记（按资料显示，应为郭万清）找仇旭东谈话。副书记跟他提到荣事达的事，因为仇旭东是荣事达出来的，所以他也就很随便的谈了一些当年荣事达的情况。可是，副书记老是不转移话题，一场沉默在副书记和仇旭东之间对峙着。
良久，仇旭东感觉到了蹊跷：“我们该不该扯一些其它的事情了？”
副书记盯着他的眼睛，“我今天跟你谈的就是荣事达的事。我打算叫你回荣事达。”副书记喝了口水，接着说道：“我今天跟你谈了，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先跟你做个交流和沟通，你回去以后不许跟任何人包括你家里边的人打招呼。明天给我答复。”副书记的语气变得斩钉截铁了。
回到家，仇旭东心里老是有句话在萦绕：“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一夜，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晨，合肥市委又打电话给仇旭东，让他立即到市委那副书记那地方去。仇旭东前脚进门，副书记便说：“走走走，我们一起上书记办公室。”
仇旭东知道，这件事就这么给定了。
2002年7月27日，荣事达董事会全票通过了仇旭东的接任。
由此可见，仇旭东的出现几乎完全是合肥市市委的安排。我们也不难看出，合肥市委对此操作的仓促，在张长琚被否决以后，有一种迫不及待、见地插秧的紧迫感抑或着急心态。荣事达这块心病经已缠绕了它许久……
仇旭东之所以没被否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是一个老“荣事达”，这在感情上容易被荣事达员工所接受。仇旭东有着18年荣事达经验，在荣事达创牌过程中充当着策划者的角色， “荣事达，时代潮”这句最轰动的广告词便是他的创意。再者，他一直是陈荣珍的最信任的副手，能在事业上完成陈之未竟之功，能让陈荣珍退位后了无牵挂。这无疑是政企角力做出的最平衡的选择。
后记：强人之痒
仇旭东上台以后，对荣事达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最为重要的是，他否定了陈荣珍时代的管理和决策并行的制度，主动放弃了荣事达.美泰克公司总裁的位置，只充当荣事达集团的董事长，实现了管理与决策的分离。
这与先前陈荣珍的态度不同，陈荣珍在感情上对荣事达是拥有，所以他希望优先购回股份；而仇旭东在感情上更多是把荣事达看做政府交给自己的任务，他对待荣事达的心态是发展和经营。所以只有将中美合资企业更大程度上的买出，才能使荣事达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在数字上可以得到证实：中美合资部分占荣事达集团所有资产的70%，可见其重要；陈荣珍时代，荣事达集团和美泰克分别占荣事达.美泰克49.5%的股份，港资占1%，而陈荣珍还希望更大部分的购回，而仇旭东却在2003年7月主动将荣事达的股份减持至24.5%。
综上所述，仇旭东的上台无疑又是在继承陈荣珍的基础上对陈荣珍的否定。一个家电巨头，在原始的发展阶段必然需要一个强人，强人充当的角色无疑是精神领袖。然而，在商品供过于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些创业企业家们因知识结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和个人精力不能适应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呈现出落伍的疲态——连年的业绩下滑是最好的说明。当股东对企业提出异议的时候，就需要另一个强有力的角色的介入，以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合肥市政府便充当了这个角色。
创业者到了企业的规模化后，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点子”、“投机”和“英雄”，需要的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和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强人经济”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但强人的光芒又会在一定时期长期存在的，如果能将这种局面根本的扭转，势必会付出长久的努力。于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便是这场荣事达内乱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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