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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来话当年

  从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从遥远的澳洲,从古老的欧洲,还有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等,一个个远方学子不约而同地“游”来深圳。他们中的大多数把对家人的思念深藏心里,把奋斗的艰辛掩埋在心里,在深圳湾畔演绎着一出出“别有一番滋味”的奋斗、创业的人生故事。

  沈鸿:创业艰难百感多

  公司刚起步时,沈鸿同销售部同事拎着近10公斤的变频器产品上车下船,在广东省内到处推销。为了节约开支,他们拿着手中的好产品却“不敢”出省推销。他回忆说,想起来有点好笑,那时大家真不知该怎样推销自己的东西;缺钱,不敢多出差,只好坐在办公室互相瞪着双眼生闷气。1999年,在日本学习、工作了7年后,怀着一身变频器技术的沈鸿回到了深圳。大家一起凑了15万元钱,在麒麟路立交桥的孵化中心4楼成立了康沃电气技术公司,他当“头儿”。4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找资料,设计产品;到市场采购原材料,焊接PCB板,安装,调试,一遍又一遍。1年下来不知道在办公室兼实验室、有时还兼起居室的“地方”熬了多少个通宵。当15万元快花完时,团队中有人萌生“难意”,沈鸿咬牙说,干,必须干下去啊!

  为了融资,沈鸿谈判了20多家投资机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融到了第一笔资。2001年5月建立了生产线,变频器下线了。但那个时候,国外品牌的变频器几乎已经铺天盖地牢牢占据了国内市场,国产变频器毫无名气。公司最早成交的一笔单,沈鸿至今印象深刻,他回忆说,东莞市汉江机械厂用5000多元买了他们3台变频器。产品渐渐卖得多了,到了2001年10月后,公司现金流多了,沈鸿终于做出“惊人”的决定:可以出省推销变频器了。

  如今,康沃公司销售额已经增长到2500多万元。沈鸿在艰难创业的第4个年头里,尝到了创业的甜头。问起沈鸿这4年的创业感受,他百感交集地说,两个字:很苦。实际创业的过程,比想像中的要艰难得多。

  董世杰:享受工作

  在两次对董世杰的采访中,记者都近乎“残忍”地提到了他的妻子和小孩。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记者观察之中,一让他说起这事时,我似乎总能看到这位年近40岁的东北汉子眼底下的一星点泪花。董世杰说,在深圳创业两年来,与家人远隔万里重洋,是自己心中的“最痛最脆弱”的地方。但最欣慰的是,妻子是位深明大义的女子,有时甚至比自己看得更远。这两年中,每一年他都会从深圳飞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说,虽然想过把妻子和小孩接回国,可是13岁的大儿子只会说、不能写中文,4岁的儿子则只能听懂一点;进深圳的英文学校呢,费用实在是太贵;再加上国内教育体系、方法与国外的迥异,不得不“丢”下家人回到独自创业。

  董世杰在深圳的创业多少带有“悲壮的开拓者”的味道:他本人的资金和合伙人的投资,还包括深圳市政府支持的42万元,2年来全部都花在产品研发、市场开拓等“刀刃”环节。他没有买房,在创业合伙人、大学同学、朋友家中整整借住了2年,直到今年10月,才在离办公室不远的地方租了套房。也没有买车,上下班以步代车,办事、开会比较急时就打的,时间宽裕时则去坐大巴或中巴。其实,如要活得“轻松”,董世杰一松口也许就办得到,因为这2年中,不下5家深圳企业集团找到他,要买下“易天元”公司和他本人,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要股份也有股份。董世杰说,同这些企业也谈过,最后总觉得“不对劲”。创业两年多,董世杰深深感受到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在管理中,董世杰最欣赏“enjoy(获得乐趣)”管理,他教育员工的第一条规则是:如果不喜欢正在干的那份事,说出来换一换;如果还不喜欢,再想想办法;最后还不行,随时恭候离去。董世杰说,创业型公司最关键就看前三年,明年刚好是“易天元”的第三个年头,“易天元”会活得越来越好。

  徐国洪:工作就是解决问题

  1991年,徐国洪本科未毕业就考入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天体物理博士学位,师从世界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吉瑞米拉.奥斯顿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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