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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是执著地信仰你的事业

  我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句话:“联邦快递,宅急送离你还有多远?”这就是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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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以前,你要寻找到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

  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都是非常复杂的。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投入到“上山下乡”浩浩荡荡的运动中去,就这样,我们和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黄金年龄擦身而过,可以说,很多人的命运被那个特殊的年代改变了。我下乡当了一名农民,每天在地里干活儿,当时年纪太小,个子也小,哪能干得过人高马大的同学?我每天都在问自己: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吗?太可怕了!在这样极其郁闷的环境里,我只有等待着机会。

  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不知高低深浅地也去报名,报考的是中央工艺美院,因为我以前学过油画,没有怎么学习过文化课,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我开始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以为高考是我改变现实命运惟一的救命索,那段时间,我痛苦极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兵也是能够改变命运的一条选择,就这样,我很顺利地到部队去了。两年后,我考上了西安政治学院。1987年,我离开部队,组织上可能考虑到我专业的原因,分配的时候,把我分到中央工艺美院的人事处。真是命运弄人,十年后,我还是迈进了当年梦想中的学校,只不过是角色变化了。

  在高校里当一个行政人员,日子非常清闲。我仔细地考量了自己的条件,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一切都从零开始。在学校里当一辈子行政人员,这和我的性格太不相符了,我必须寻找更大的舞台。哪里的舞台最大呢?国外吧。

  1990年,正好有自费留学日本的机会,我就去日本了。到日本的时候,我已经快30岁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个年龄是很容易产生危机感的,何况当时我还一事无成。命运再一次让我必须考量自己:来日本不是为了度一身文凭、学历,总不能快到40了,自己还是一个学生吧,我已经比不得那些大学刚毕业就来日本读研究生的同学了;来日本也不是为了打苦工挣钱,在国内高校里,我挣钱比在日本容易得多,何必多此一举呢?那么,就只剩下一条路:寻找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业。把这些都想清楚了之后,我给自己写下了“东渡扶桑,无非是为了寻找让自己人生为之一振的事业”,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30岁以前,人生很容易处在“颠沛流离”的状态,总是在寻找自己可以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而且这个事业还要足够吸引人,我想,这种寻找的本身就是很痛苦的。但就是在这种痛苦中,通过人生的积累,你会把自己看得越来越清楚,等机会真正到来的时候,才会把握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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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学生创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来日本的第三个月,我的一个好朋友来日本采访当年的“世乒赛”,住在我当时打工的宾馆里。回国前,他托我把从国内带来的方便面、烧鸡这些食品送到大阪去。我听了特别惊讶:这怎么可能呢?在国内,要送这样的食品包裹,得多费事啊!十几年前,国内的邮局仅对包裹外包装的要求都是非常烦琐的,何况送食品还得有时间上的保证,日本的邮局能做到?这位朋友当时就笑了,哪还用去什么邮局?你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楼下的超市,告诉他们地址就行了,方便得很,根本不用自己包装。

  我到楼下超市一试,果真如此,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仅相当于几杯饮料的钱。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太强烈了,我觉得有这样的服务真是不可思议。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为了给父亲寄一双冬靴,赶几十里山路跑了三趟。每次,我都被邮局各种各样的理由为难住了,一次要靴子的发票,证明我不是偷的;一次是开包检查后邮局又不负责还原,还得让我再回部队重新缝好包裹;一次又说包装不行,得用木箱子包装,到第三个星期天,我才成功地把包裹寄出去了。当时,我觉得委屈极了:为了寄一双靴子,浪费了我三个休息日,来来回回走了百十里山路。

  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把这种城际包裹快递业务移植到中国去发展,很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有了这种设想,我开始了搜集资料、模仿客户、调研工作。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东京的大街小巷转悠,在地图上标出各个营业点、中转中心的位置,再以客户的身份去感受他们的服务、运营模式,搜集价格表。一年下来,我渐渐摸透了这种在日本遍布各个社区的“宅急便”业务。等我熟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就越发觉得这种业务在中国的市场将是不可估量的。在日本东京,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往图书馆还书、往干洗店送衣服都是使用这样的业务,费用也就相当于一杯饮料的钱,但给大家带来的方便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又买来北京市区地图挂在床头,整天在琢磨,把中转中心建在西城还是东城呢,物流中心放在海淀区合适吗?

  我想,一个穷学生要想创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资金要少;二是技术门槛要低,没有太高的技术和行业限制;三是我要热爱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行业,并有百分之百的热情,百折不挠。其中,热爱、热情这一条非常重要。1993年我回国的时候,哥哥推荐我去当拍卖师,工作高雅,和有钱人打交道,可我内心并不热爱,“工作就是吃饭、吃饭就是工作”的工作方式根本就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再怎么诱人我也不会去。

  当时,“物流”这个概念还没有怎么提,但我觉得这份事业能做得很大,能做到中国千家万户中去,以后,老百姓看到我公司这个“LOGO”,就知道这是我陈平创办的“宅急送”,这种自豪感和快乐是任何职业都无法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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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著地信仰你的事业

  我揣着自己在日本打工挣下的几十万块钱,回到了北京,把日本的“宅急便”业务改装成我自己的“宅急送”公司。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通过我们的服务他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便利,即使是那个时候在一些公司上班的白领也没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

  我用30万块钱买了三辆小面包车,20万块钱作为周转资金。当时,我也没有钱作广告,就印刷一些传单,上面介绍“宅急送”是做什么的。开业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在中关村附近发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传单,鞋都磨破了两双。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扫街”攻势。

  可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做的都是一些不挣钱的工作,像接送孩子、换煤气罐、送烤鸭,但我还是咬着牙接了下来,因为这些确实是我们承诺的业务,要为老百姓服务。这样的工作,做了一年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培育了市场。

  “宅急送”的业务也就是在这样一天天的“攻势”中打了下来。现在,“宅急送”有8000名员工,1200辆车,今年,我还花了5000万在全国所有的二级城市布点,铺下了“天罗地网”。

  现在来我们公司竞聘的很多人都在“大田”“联邦快递”这样的跨国公司干过,但我一问他们来“宅急送”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高待遇,有人说是为了事业,可一进公司就这也怕苦,那也嫌累,这样的人都做不好这份事业。所以,我给公司树立的企业文化就是“信仰”,对公司忠诚,对事业投入。这首先要求的是我自己要对公司奉献,直到今天,我依然坚定地认为,这份“宅急送”事业是我毕生追求的东西。

  我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句话:“联邦快递,宅急送离你还有多远?”这就是我的目标。就像一个运动员,他眼里只有奥运会冠军这个目标,他敢休息吗?我把自己的目标就定在“中国的联邦快递”,我同样也不敢休息。这就是信仰的偏执。

  “宅急送”走完了非常艰难的十年,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要有自己的飞机,要把业务发展到国外,包裹速递业务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道路依然艰难。但支撑着我走下去的还是“赶超联邦快递”这个遥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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