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信改变了汪延
汪延的爷爷汪德昭先生早年曾留学法国，是中科院声学所创始人，资深院士。汪先生的弟弟汪德熙也是中科院院士，汪先生的哥哥汪德耀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汪延的父亲汪华则是中国首批驻法国外交官。
虎门无犬子，家族科研精神的影响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加上自身拼命三郎似的刻苦努力，成就了汪延在网络界的地位。
虽然汪延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但在汪家，最早的“电脑发烧友”却不是他，而是爷爷汪德昭。微机问世不久，汪德昭先生就倡导要在科研中大力应用微机。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见过那“东东”。上世纪80年代初，汪老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会议时，省吃俭用，把会议发给的补贴积攒下来，给他所在的中科院声学所买回一台微机。据称，那是北京中关村地区的第一台微机。
1984年，汪德昭院士提出，应在中关村建立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让汪老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孙子不仅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
不过，汪延与网络结缘，说起来却有些偶然。
因为父母是驻法外交官，汪延高二时就到了法国念书，在巴黎上大学时学的是法律。有一次，汪延和隔着大洋的美国同学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这是他的第一次触网。当感受到互联网那神奇的速度和奇妙的功能时，他激动得又叫、又跳、又笑。他敏感地意识到，互联网将要颠覆人类的通讯方式，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位未来的法学家竟“不守法”了，他想立即结束学业，回国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网站。后来，在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劝说下，他总算又忍了几年，直到拿到法学学士文凭，才投向他所钟情的互联网。
1996年初，汪延一拿到学位，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海归”了，不利用人人仰慕的身份找份体面的工作，却和几个朋友整天猫在一间小黑屋里瞎“捣鼓”，搞得跟“非法团伙”似的。汪延的爷爷奶奶虽然并不很了解孙子在干的那番“大事业”，却知道他在做有益的事，也是有风险的事，因而没有横加干涉，反而从各方面支持他。这样，才有了一代网络英才的横空出世。（来源：武汉晚报）
1996年4月，正在上大学同时又是四通利方软件欧洲市场总代理的汪延，在全球互联网浪潮刚刚到来，而国内仅仅出现互联网萌芽的时候，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和无限思绪，经过再三思考，从巴黎给王志东写信，作出了改写今后中国互联网进程的决定：
王志东：你好！
非常高兴能再次和你走到一起！
这是我近几天来一直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怕用电脑打出来显然会缺少些人情味，所以选择了这种半原始的方式。看来世界的确被internet缩小了，或是你我有缘，又是个崭新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李嵩波和我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深知internet和其他诞生出来的一系列新兴媒体正在中国应运而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必定将会为下世纪中国信息产业步入国际领先乃至主导地位奠定基础。这也是自从去年夏天，我们决定成立新驿多媒体小组的原因。在这半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摸索，怎么组织自己？怎么开展业务？怎么发掘市场、打通渠道？怎么在技术上跟上最新的潮流？
我们走了几次弯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之所以至今还尚未成立公司，依然在搞手工业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并非是因为我们看好这种合作方式，而是感觉到两个最根本的时机还不成熟：一是合作伙伴；二是我还在国外。
我们完全明白，今天要想在中国有所发展，完全靠几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即便我们的想法和技术再具有创新意识，没有一个“背景”，九成的可能性是原地打转(当然，卖两张盗版盘的除外)。实际上，从去年9月份新驿小组成立至今，几家企事业单位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合作往来：新闻出版署，培元新技术中心，周培元基金会国际网络中心，它们也都曾有意与我们合资。可是我们犹豫至今，还是不能下决心。的确，找个“背景”是真，可我们更希望能找到一个与我们志同道合的“知己”，尤其是搞internet这种没有立竿见影经济收益的长远项目，更何况我们也不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
那么，为什么今天当我们得知你也在这方面暗暗下工夫，并有意与我们合作的时候，会如此这般地珍惜这个机会呢？在这里我也就不多做解释了(此外省略一些商界上常用的套路和赞歌)。
这样，还剩下一个问题：我还在国外。这实际上是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我下周一回国。为什么我下这个决心，相信你能理解我，你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因此，我也就不多做解释了。
一个星期以后，1996年4月26日，汪延和他的新驿多媒体小组正式加盟四通利方公司，开始四通利方srsnet网站建设。1996年6月，四通利方网站开通。（来源：《新浪之道》）
虎门无犬子，家族科研精神的影响和自由思想的熏陶，加上自身拼命三郎似的刻苦努力，成就了汪延在网络界的地位。
虽然汪延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但在汪家，最早的“电脑发烧友”却不是他，而是爷爷汪德昭。微机问世不久，汪德昭先生就倡导要在科研中大力应用微机。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见过那“东东”。上世纪80年代初，汪老参加联合国的一个会议时，省吃俭用，把会议发给的补贴积攒下来，给他所在的中科院声学所买回一台微机。据称，那是北京中关村地区的第一台微机。
1984年，汪德昭院士提出，应在中关村建立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让汪老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孙子不仅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他的愿望，而且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
不过，汪延与网络结缘，说起来却有些偶然。
因为父母是驻法外交官，汪延高二时就到了法国念书，在巴黎上大学时学的是法律。有一次，汪延和隔着大洋的美国同学通过电子邮件联系，这是他的第一次触网。当感受到互联网那神奇的速度和奇妙的功能时，他激动得又叫、又跳、又笑。他敏感地意识到，互联网将要颠覆人类的通讯方式，把人类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位未来的法学家竟“不守法”了，他想立即结束学业，回国创办中国人自己的网站。后来，在父母及爷爷奶奶的劝说下，他总算又忍了几年，直到拿到法学学士文凭，才投向他所钟情的互联网。
1996年初，汪延一拿到学位，就迫不及待地回国。“海归”了，不利用人人仰慕的身份找份体面的工作，却和几个朋友整天猫在一间小黑屋里瞎“捣鼓”，搞得跟“非法团伙”似的。汪延的爷爷奶奶虽然并不很了解孙子在干的那番“大事业”，却知道他在做有益的事，也是有风险的事，因而没有横加干涉，反而从各方面支持他。这样，才有了一代网络英才的横空出世。（来源：武汉晚报）
1996年4月，正在上大学同时又是四通利方软件欧洲市场总代理的汪延，在全球互联网浪潮刚刚到来，而国内仅仅出现互联网萌芽的时候，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和无限思绪，经过再三思考，从巴黎给王志东写信，作出了改写今后中国互联网进程的决定：
王志东：你好！
非常高兴能再次和你走到一起！
这是我近几天来一直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怕用电脑打出来显然会缺少些人情味，所以选择了这种半原始的方式。看来世界的确被internet缩小了，或是你我有缘，又是个崭新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李嵩波和我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我们深知internet和其他诞生出来的一系列新兴媒体正在中国应运而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必定将会为下世纪中国信息产业步入国际领先乃至主导地位奠定基础。这也是自从去年夏天，我们决定成立新驿多媒体小组的原因。在这半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摸索，怎么组织自己？怎么开展业务？怎么发掘市场、打通渠道？怎么在技术上跟上最新的潮流？
我们走了几次弯路，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之所以至今还尚未成立公司，依然在搞手工业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并非是因为我们看好这种合作方式，而是感觉到两个最根本的时机还不成熟：一是合作伙伴；二是我还在国外。
我们完全明白，今天要想在中国有所发展，完全靠几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即便我们的想法和技术再具有创新意识，没有一个“背景”，九成的可能性是原地打转(当然，卖两张盗版盘的除外)。实际上，从去年9月份新驿小组成立至今，几家企事业单位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合作往来：新闻出版署，培元新技术中心，周培元基金会国际网络中心，它们也都曾有意与我们合资。可是我们犹豫至今，还是不能下决心。的确，找个“背景”是真，可我们更希望能找到一个与我们志同道合的“知己”，尤其是搞internet这种没有立竿见影经济收益的长远项目，更何况我们也不是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
那么，为什么今天当我们得知你也在这方面暗暗下工夫，并有意与我们合作的时候，会如此这般地珍惜这个机会呢？在这里我也就不多做解释了(此外省略一些商界上常用的套路和赞歌)。
这样，还剩下一个问题：我还在国外。这实际上是最容易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解决的方法是：我下周一回国。为什么我下这个决心，相信你能理解我，你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因此，我也就不多做解释了。
一个星期以后，1996年4月26日，汪延和他的新驿多媒体小组正式加盟四通利方公司，开始四通利方srsnet网站建设。1996年6月，四通利方网站开通。（来源：《新浪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