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亿万富豪红黑榜()(4)
【“亿万富豪”黑榜之一】
吕梁：54亿“大玩家”人间蒸发
吕梁给他的律师打了个电话，问如果朱焕良完全失控，该怎么办？律师大吃—惊，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有没有把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清楚？”吕梁回答：“跟农民讲严重性，有用吗？”
四年后的今天，吕梁也许躲在世界上某个隐蔽的地方，盘算着哪天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中科案文稿卖给出版商，再赚几万英镑的版税。
他最早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这么得来的。
吕梁早年的一位密友说过，吕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当时的“原始股”，而是凭借一部关于早期股市的报告文学《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这本书后来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商，版税为2万英镑，“从此他就有钱了”。
但是这笔钱没能给他带来滚雪球效应，最后还是亏掉了。吕梁在期货交易上曾损失惨重，被人骗走一大笔钱，负债累累，还欠下中科案另一被告人董沛霖2000万元。
这2万英镑可以视为“学费”。后来的巨额财富，是他下海后摸爬滚打地读懂了发展和变迁中的中国股市的玄机，还有积累多年的人脉关系、对资源分布的了然、对市场各个环节的熟稔。
这些“无形资产”在1998年他与朱焕良相遇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88”收尾做“新婚彩头”
1998年，朱焕良来北京找到了吕梁，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
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其签下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吕梁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给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到1999年5月，凭借近4亿元的“融资”，吕梁完成了3000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建仓行动，在半年间飞跃而成控制市值10亿元左右股票的重量级庄家。吕梁一则控制上市公司，二则操纵二级市场，三则化身以“k先生”之名在媒体上造势，三管其下，终借“5·19”行情一飞冲天，从此，他也就没有了回头路。
最初，吕梁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
在他自己的《吕梁自述》中说：“吕梁平时使用的名片是一张只有吕梁名字和电话的白板，但有时他也会使用中科统一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他的头衔是正在筹划中的中科集团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吕梁只用了一年便打造出30余人的核心队伍，通过66家证券公司125个营业部签订数百份融资协议，前后融资54亿元，指挥遍布全国的70名以上操盘手，利用1565个账户，将中科创业股价炒成当年中国的“大牛股”之一。
中科创业股价经过1999年5月后的“5%26#8226;19”行情及2000年2月后的春节行情，跃上80元台阶。
吕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宠。”
“康达尔的股票会炒到这样人气十足，大出人们意外，朱焕良深感北京机构果然有超主力的气势。k（即吕梁）的影响力往往使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他几乎不用拉抬，股票自己就会往上走，‘压都压不住’，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吕梁在2000年2月18日举办婚礼时也不忘玩点噱头。为了讨个好彩头，他命手下交易员庞博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之时将中科创业股价“做成”两个8收尾。庞遵命将当日收盘价做至72.88元。
吕梁位于证券市场顶端、玩弄股价于指掌的得意之态毕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是大家宠庄爱庄的年代。”吕梁写道，“无股不庄，无庄不股，中国股市赌性十足，换手率堪称世界第一。
中国股市违规操纵比比皆是，黑幕重重，人称上市圈钱，公司偷钱，庄家抢钱。”
但是，朱焕良不想再陪着玩了。吕梁也在2000年下半年感觉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嗅出了“0048危机”。
2000年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两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紧急召到某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厦。吕梁事后透露说，那是一家在香港“很有办法”的公司，香港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知道。那家公司也属于吕的“北京机构”之列，所以对他、对朱的行动都非常关注。
在那里，吕梁被告知，朱焕良将一笔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朱已经用这笔钱在港置业，还将部分资金转往海外。吕梁不很清楚这笔钱的总数，只说“至少有四亿”。
到2000年10月，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危机信号：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
“老鼠仓”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
从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拉9个跌停板，跌去50亿市值。那种惨烈的情景，至今令投资者感到不寒而栗。
在中科创业雪崩事发后，吕梁曾私下坦承，他自己原来是准备元旦之后开始拉抬出货的，谁知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猜到的结局
吕梁把中科创业之败归罪于朱焕良的失信。而这场失信，却始于一群瘟鸡。
1997年，市场极度低迷之时，香港的一场鸡瘟套牢了朱焕良。而朱这个炒股大户的“庄”种在了康达尔股票里。瘟鸡成千上万只地死在香港，康达尔的股票也一路狂跌，使朱焕良自有的上亿资金、拆借的上亿资金“死”在证券交易所里。
在这时候，k（即吕梁）的出现和k的长线战略投资操作理念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而土著炒股大户、开泥头车出身（大装卸车）朱焕良的名声在投资圈并不好，人称其为“机构杀手”，主要是指其多次股票炒作中，都有买通机构操盘手高价接盘然后开溜的嫌疑。因此，吕梁麾下的几大机构投资者，一开始便对这种合作深怀疑虑。吕梁认为契约可约定一切，他让律师完全按香港私募基金的方式安排契约，就这样将朱和北京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
吕梁认为朱非常质朴，他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解套，而且，朱接受了他的所谓长期投资和长期互推互动共同成长的创造双赢理念，但从朱和吕梁决裂时坚决而直接表达的“股票总是要卖出才能赚钱”的朴素语言，完全可以说这两个人的合作从一开始便有深深的误解。
无论朱焕良是否与吕有误解，他还是决绝地“背叛”了。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上早在六个月前就有传言，是朱焕良在偷偷出货。从2000年4月份开始，深圳多家营业部就不断往北京传消息说朱焕良在“倒现金”，每卖出1500万的货，就提现转移。这重要情报通报到北京，北京马上查问下去，但朱的回答是清洗关联交易的筹码。
不安的消息瘟疫一样开始慢慢在小圈子里漫延。北京的几个机构投资者每次见到朱焕良目光便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虽然没有马上摊牌，但互相猜疑的空气已传染到了所有合作者之间。北京的投资者要吕梁严厉地转告朱焕良，如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绝不容忍，绝不客气。同时，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投资者们开始感觉到股价的抛压越来越重。
吕梁曾出面与朱谈判过，但已无法约束朱的行为。朱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再玩下去了。
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北京的名人酒店。谈判结束后，吕梁给他的律师打了个电话，问他如果朱完全失控，该怎么办？律师大吃—惊，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有没有把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清楚？”吕梁回答：“跟农民讲严重性，有用吗？”
中科创业在2000年年底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后，吕梁主动跟媒体接触，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坐庄中科创业的内幕情况。犹豫两天之后的元旦，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他自己的家中，吕梁向记者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
此后，吕梁坐守北辰花园，除了尽可能构思和洽谈“重组”，接待一些友人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以往的法律文件，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写作一部关于中科事件的书稿。此时，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已经着手对“中科系”事件进行调查，吕梁自然是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
2001年2月3日，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到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5号对吕梁进行抓捕，10时30分，侦查员将正欲驾车外出的吕梁司机截获，并从其口中证实，吕梁确在家中，于是侦查员进入北辰花园别墅5号将吕梁抓获。
2001年2月9日，春节及元宵节的吉庆氛围尚未消逝，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吕梁披着军大衣潜离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消失在初春亚运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从此再无踪影。
“善庄”吕梁只猜到了故事的开头，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
来源:中国新时代
作者:张刚
吕梁：54亿“大玩家”人间蒸发
吕梁给他的律师打了个电话，问如果朱焕良完全失控，该怎么办？律师大吃—惊，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有没有把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清楚？”吕梁回答：“跟农民讲严重性，有用吗？”
四年后的今天，吕梁也许躲在世界上某个隐蔽的地方，盘算着哪天把自己已经完成的中科案文稿卖给出版商，再赚几万英镑的版税。
他最早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这么得来的。
吕梁早年的一位密友说过，吕的“第一桶金”不是来自当时的“原始股”，而是凭借一部关于早期股市的报告文学《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这本书后来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商，版税为2万英镑，“从此他就有钱了”。
但是这笔钱没能给他带来滚雪球效应，最后还是亏掉了。吕梁在期货交易上曾损失惨重，被人骗走一大笔钱，负债累累，还欠下中科案另一被告人董沛霖2000万元。
这2万英镑可以视为“学费”。后来的巨额财富，是他下海后摸爬滚打地读懂了发展和变迁中的中国股市的玄机，还有积累多年的人脉关系、对资源分布的了然、对市场各个环节的熟稔。
这些“无形资产”在1998年他与朱焕良相遇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88”收尾做“新婚彩头”
1998年，朱焕良来北京找到了吕梁，要求对其深套其中的康达尔股票施以援手。
吕在同意帮助朱解套后，与其签下协议，其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长期投资（三至五年），一个是改造国企（把康达尔从养鸡改成生物制药与高科技）；条件很清楚，他组织资金接下朱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配合长期锁仓，还须帮忙安排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最终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吕梁通过一些证券公司的营业部传给有兴趣入市的“北京机构”手中。作为吕梁的“客户”，这些机构与吕梁签了约，确定“投入时间、盈利预期，协议时间由一年到三年不等，客户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和不同形式的基金”。
到1999年5月，凭借近4亿元的“融资”，吕梁完成了3000万股中科创业股票建仓行动，在半年间飞跃而成控制市值10亿元左右股票的重量级庄家。吕梁一则控制上市公司，二则操纵二级市场，三则化身以“k先生”之名在媒体上造势，三管其下，终借“5·19”行情一飞冲天，从此，他也就没有了回头路。
最初，吕梁并未在北京中科创业给自己安排正式职位，但他承认，自己参与了该公司的“所有项目策划，包括中科创业的筹组本身”。
在他自己的《吕梁自述》中说：“吕梁平时使用的名片是一张只有吕梁名字和电话的白板，但有时他也会使用中科统一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他的头衔是正在筹划中的中科集团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吕梁只用了一年便打造出30余人的核心队伍，通过66家证券公司125个营业部签订数百份融资协议，前后融资54亿元，指挥遍布全国的70名以上操盘手，利用1565个账户，将中科创业股价炒成当年中国的“大牛股”之一。
中科创业股价经过1999年5月后的“5%26#8226;19”行情及2000年2月后的春节行情，跃上80元台阶。
吕对自己和自己影响下的康达尔或称深圳中科股票奇迹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因为它已持续上涨，其间几乎从来没有一天下跌，因此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上面亏过钱，这个‘庄’成了‘善庄’的典型代表，极为市场专业人士推宠。”
“康达尔的股票会炒到这样人气十足，大出人们意外，朱焕良深感北京机构果然有超主力的气势。k（即吕梁）的影响力往往使负责二级市场操作的他几乎不用拉抬，股票自己就会往上走，‘压都压不住’，这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吕梁在2000年2月18日举办婚礼时也不忘玩点噱头。为了讨个好彩头，他命手下交易员庞博在前一个交易日收盘之时将中科创业股价“做成”两个8收尾。庞遵命将当日收盘价做至72.88元。
吕梁位于证券市场顶端、玩弄股价于指掌的得意之态毕现。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是大家宠庄爱庄的年代。”吕梁写道，“无股不庄，无庄不股，中国股市赌性十足，换手率堪称世界第一。
中国股市违规操纵比比皆是，黑幕重重，人称上市圈钱，公司偷钱，庄家抢钱。”
但是，朱焕良不想再陪着玩了。吕梁也在2000年下半年感觉到早年间与康达尔联合阵线的重大裂痕，嗅出了“0048危机”。
2000年8月的一天，约在凌晨两点，吕梁被人从睡梦中叫醒，紧急召到某公司在北京的总部大厦。吕梁事后透露说，那是一家在香港“很有办法”的公司，香港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能知道。那家公司也属于吕的“北京机构”之列，所以对他、对朱的行动都非常关注。
在那里，吕梁被告知，朱焕良将一笔港币现金运到了香港。朱已经用这笔钱在港置业，还将部分资金转往海外。吕梁不很清楚这笔钱的总数，只说“至少有四亿”。
到2000年10月，吕梁又获知了另一个危机信号：他手下的重臣、北京中科的董事兼执行总裁申杲华受到一项重大案件的牵连，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从对申杲华的查处中，检察机关发现申本人在私下炒作深圳中科等公司的股票，按市场上的行话说，开了“老鼠仓”。
“老鼠仓”的违规当然不会被吕梁看成“问题”，关键是申的老鼠仓涉资甚巨，可能多达数千万元，一旦进入调查就会被强行平仓。吕梁的担心来自平仓对股价造成的连锁反应。
此后发生的事情，被吕梁自嘲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下令在深圳中科、北京中科内部查“老鼠仓”，并要求所有公司资金于年底以前结清。据他分析，先是因为朱焕良的“不配合”，后是因为这批“老鼠仓”的数目比他估计的要大，大规模平仓出货之后，便引发了2000年底的深圳中科大规模崩盘。
从12月25日开始，一直平稳运行的深圳中科突然连拉9个跌停板，跌去50亿市值。那种惨烈的情景，至今令投资者感到不寒而栗。
在中科创业雪崩事发后，吕梁曾私下坦承，他自己原来是准备元旦之后开始拉抬出货的，谁知已经没有机会了。
没有猜到的结局
吕梁把中科创业之败归罪于朱焕良的失信。而这场失信，却始于一群瘟鸡。
1997年，市场极度低迷之时，香港的一场鸡瘟套牢了朱焕良。而朱这个炒股大户的“庄”种在了康达尔股票里。瘟鸡成千上万只地死在香港，康达尔的股票也一路狂跌，使朱焕良自有的上亿资金、拆借的上亿资金“死”在证券交易所里。
在这时候，k（即吕梁）的出现和k的长线战略投资操作理念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选择。
而土著炒股大户、开泥头车出身（大装卸车）朱焕良的名声在投资圈并不好，人称其为“机构杀手”，主要是指其多次股票炒作中，都有买通机构操盘手高价接盘然后开溜的嫌疑。因此，吕梁麾下的几大机构投资者，一开始便对这种合作深怀疑虑。吕梁认为契约可约定一切，他让律师完全按香港私募基金的方式安排契约，就这样将朱和北京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
吕梁认为朱非常质朴，他的目的和动机首先是解套，而且，朱接受了他的所谓长期投资和长期互推互动共同成长的创造双赢理念，但从朱和吕梁决裂时坚决而直接表达的“股票总是要卖出才能赚钱”的朴素语言，完全可以说这两个人的合作从一开始便有深深的误解。
无论朱焕良是否与吕有误解，他还是决绝地“背叛”了。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市场上早在六个月前就有传言，是朱焕良在偷偷出货。从2000年4月份开始，深圳多家营业部就不断往北京传消息说朱焕良在“倒现金”，每卖出1500万的货，就提现转移。这重要情报通报到北京，北京马上查问下去，但朱的回答是清洗关联交易的筹码。
不安的消息瘟疫一样开始慢慢在小圈子里漫延。北京的几个机构投资者每次见到朱焕良目光便充满了疑虑和不信任，虽然没有马上摊牌，但互相猜疑的空气已传染到了所有合作者之间。北京的投资者要吕梁严厉地转告朱焕良，如有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绝不容忍，绝不客气。同时，北京的几个主要机构投资者们开始感觉到股价的抛压越来越重。
吕梁曾出面与朱谈判过，但已无法约束朱的行为。朱明确表示，他不打算再玩下去了。
最后一次谈判是在北京的名人酒店。谈判结束后，吕梁给他的律师打了个电话，问他如果朱完全失控，该怎么办？律师大吃—惊，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有没有把事情的严重性跟他讲清楚？”吕梁回答：“跟农民讲严重性，有用吗？”
中科创业在2000年年底前连续拉出5个跌停后，吕梁主动跟媒体接触，表示愿意披露有关坐庄中科创业的内幕情况。犹豫两天之后的元旦，在北京北辰花园别墅他自己的家中，吕梁向记者讲述了那个自己作为庄家操纵康达尔重组，最终吃亏上当、导致危机的故事。
此后，吕梁坐守北辰花园，除了尽可能构思和洽谈“重组”，接待一些友人之外，主要工作就是整理以往的法律文件，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写作一部关于中科事件的书稿。此时，监管机构和司法部门已经着手对“中科系”事件进行调查，吕梁自然是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
2001年2月3日，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到亚运村北辰花园别墅5号对吕梁进行抓捕，10时30分，侦查员将正欲驾车外出的吕梁司机截获，并从其口中证实，吕梁确在家中，于是侦查员进入北辰花园别墅5号将吕梁抓获。
2001年2月9日，春节及元宵节的吉庆氛围尚未消逝，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的吕梁披着军大衣潜离北辰花园别墅5号楼，消失在初春亚运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从此再无踪影。
“善庄”吕梁只猜到了故事的开头，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
来源:中国新时代
作者: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