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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与世界比富强还是比幸福?


     市长关心gdp增长点,市民关心幸福增长点。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根据经济普查数据修正的2004年中国gdp新值,中国社科院也公布了《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2004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
    
     国家gdp总量排名的前移,让作为国民的我们自豪;生活满意度的下降,更令身为自我的国民有共鸣。
    
     满不满意,是个心理的概念,但当不满意的情绪越来越呈现出普遍性与一致性时,满不满意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指出,在谈及不幸福的原因时,分别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提到了贫穷。在国家经济持续高涨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民却因为贫穷而感到不幸福或者不满意生活,这是怎样一个逻辑?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李培林提出警告:那些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没有感觉”的生活成本增长,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显然已经造成了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呈现出“相对下降”的局面。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一部分人远非整体社会的少数。
    
     应当承认,这些年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在日益提高。在“相对贫困”面前,真相正是如此。大多数人都无法否定自己的年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大多数人也肯定不愿承认自己是那“一小撮”“没有感觉”的中产阶级。想想如果买房需要预支掉今后二三十年的薪水,就医需要拿出一辈子的积蓄,教育投入则更是长期令人入不敷出,那究竟还能怎样自觉富裕?怎样享受免于匮乏的自由?怎样感知生活中的轻松与满足?生活满意度下降的背后,是总量与平均数所遮掩的失衡和差距。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有现象。我们要发力追赶的那些发达国家,也都出现有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指数关系越来越散淡的趋势。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都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和国民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那政府政策还有没有必要专门以gdp的增长为核心诉求?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提问,但却已经促动了事实上的改变--在英国,政府2002年公布“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在美国,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等人将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
    
     民众现实情绪的喷发,国际社会核心价值的嬗变,都要求经济发展回归手段,而落实到增进民生福祉的目的上。中国政府在最近两年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为将来若干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制定“和谐社会”的指导思路,体现出一种洞察潮流的敏锐。只是有观点认为,构建和谐社会意在为经济的黄金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本质上是颠倒了本末。在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里,我们要看到,在世界潮流趋向比富强时,清朝廷去比温饱,结果在农业化的粮食生产成为世界第一时彻底崩溃;而在世界潮流趋于比幸福时,前苏联则去比富强,结果在工业化超日赶美的过程中走向瓦解。
    
     也许可以说,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满意度,不仅标识着个人生活的价值几许,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在这个意义上,一国国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升降,更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数据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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