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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必先“富民”


     前言:
    
     荀子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富国必要先富民”,只有国民富裕,才有税收充足、需求旺盛,进而国力强劲。
    
     建国初期,孤岛般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勒紧裤腰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富民”被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 这是彼时彼境一个泱泱大国的必然选择。
    
     时过境迁。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仓廪充实,国际地位显著,民富国强已可期待。
    
     独国富而民尤贫,小河干而大河满,此种经济发展策略毕竟只是下策,前苏联的解体之痛犹在眼前。将国家独立出来,视微民生,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独立循环的经济模式, 创造财富也好,毁灭财富也罢,与老百姓的钱囊无干,这种经济增长最终将失去增长的支点。
    
     目前,民富的重要性被高度重视。但政策的制订与执行都存在种种不足。比如坚持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否与之矛盾?2.6万亿的财政收入中,用于扶贫和西部地区转移支付仅1000多个亿,财政资金是不是都花在了刀刃上?
    
     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低收入人口的问题愈来愈凸显。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公平的机会,成为当务之急。对体制造成的分配不公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制度的保障才能产生信任感和安全感。
    
     值得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所强调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参诺。关注低收入者,与“杀富济贫”无涉。 让富人更富,穷人变富,在共同发展中缩小差距。
    
     富国先富民,关注低收入者,从根本上讲其实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与改革开放一直以来的本质目标一脉相承。
    
     (嘉宾为安徽省巢湖市常务副市长宋国权、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教授、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石霞教授和曹新教授。)
    
     转变发展观
    
     主持人:“富国富民”与“富民富国”虽然只是字的顺序颠倒,却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思路,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同的阶段选择了相应的思路。现在“十一·五”规划提出来,“富民强国”它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王东京:这是个发展观的问题,应该从两个坐标系看。第一是历史眼光。新中国成立以后,如果我们立刻提出先富民再富国,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国家、民族要生存,所以要先勒紧裤带搞建设,发展重工业,这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开展了生产目的大讨论,把“为了生产而生产,还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这个问题提出来,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共识,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开始调整思路,后来陈云同志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把中国人民的生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不要用今天的眼光评价历史。
    
     第二是世界眼光。前苏联在世界上算一个强国,仅次于美国,但最后还是垮台了,什么道理?我想它的教训就是国家强大但人民不富裕,老百姓那么穷,就会对政党、对国家失去信心,最后导致解体。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治国安邦有四策:民富国强是上策,老百姓富了,都能交税,国家也就富有了;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是中策;民穷国强是下策;当然民穷国穷是下下策。当我们在面对外国列强的虎视眈眈时,我们要生存,所以要先搞建设。但综合国力提上来之后,我们的发展观就要转变,要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这是从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
    
     曹新: 我认为民不富,国是不可能强的。为什么美国国家富——因为他们可以发债,有收入来源,他们有足够的税收收入做保障。如果民不富,那么国家也不敢发国债,因为没办法偿还。所以我们现在提出富民富国是一种发展,只有民富了,才能国强。
    
     举例来说,以前江浙一带总是受到台风的困扰,于是政府号召老百姓集资修海塘。但那时老百姓都穷,家里什么都没有,最多有个录音机,台风来时,大家把存折一揣,录音机一抱就跑了,谁也不愿出资修海塘。而现在老百姓富了,台风来时,不可能把家里的东西都搬走,于是就主动出钱修海塘。实际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老百姓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必然会结成团对付外部列强,结果国家自然而然就强大了。所以我们讲,民不富,国不强。
    
     这25年
    
     主持人:从195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6%的增速,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更是保持9%以上。而日本,从1950年起与中国几乎是同步发展经济的,经过30年的发展到1980年时,人均的gdp已经达到了20000多美元。另一个是韩国,上世纪60年代才起步,当时人均gdp比中国还低,但经过30年到90年代中期,人均gdp也达到13000-15000美元左右。但我国改革开放都已经25年,人均gdp才1000美元,我们用了25年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与别人相比还有十几倍的差距,这是为什么?
    
     党国英:恐怕这中间有一个汇率问题,汇率是反映贸易物品的比价,也反映外汇的供求,但影响生活质量的很多东西是非贸易品,购买力评价都不能反映两个国家的实际生活对比。但是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存在的。我自己也观察到,虽然没有算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实际增速,但可以确定这个进步跟gdp的进步不成比例。即使人口因素考虑进来,增长了50%-60%,也不足以解释这种差距。
    
     我觉得应该考虑一下我们长期的发展模式。我们有些经济运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而这块自我的循环跟老百姓的收入和生活关系不大,所以发展模式本身就存在问题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提不高。一边生产一边浪费。
    
     石霞:刚才党老师说的观点很对的。以苏联为例,苏联的人口比我们少,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慢,但是为什么到它解体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感觉上比咱们还差,也就是说明它的经济模式自我创造、自我消费,没有汇集到老百姓手里。他搞军事工业、发展重工业品,这都是自我循环。实际上,我们国家在60年代也是走了这么一条路。
    
     另外小国发展和大国发展的情况不一样,是没有可比性的。日本有十几年的时间,增长速度是12%,他的环境跟中国的发展环境是没法比的,因为有美国在背后支持。而我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经济模式本身造成自己创造需求、自己消费。当然有特殊的原因,比如我们的两弹一星,但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东西,是国家强大的需要、国家安全的需要。今天人均gdp1000美元,但咱们是跑到天上转一圈(指发射载人飞船)的第三个国家,所以我们很多的财富,单纯的数字上面不能显现出来。
    
     对一个大国来讲,国家体系、民族安全、外部环境、世界地位,这些他都要考虑,所以跟韩国完全不一样。韩国作为一个小国的模式,可以倾斜到某几个产业当中去。
    
     主持人: 其实在我国现阶段也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浙江和山东。这两种模式是否都有可持续的发展潜力?
     党国英:提到经济发展模式,这两年我在东部各地方调研,逐渐形成一种看法,发现就东部而言发展模式也不太一样,浙江和山东分别代表两极——浙江代表民间主导型,山东则是政府主导型。而江苏省,苏南靠近浙江,是民间主导;而苏北(包括南京)靠近山东,就是政府主导。至少就目前可以看到的结果而言,浙江的老百姓富,山东的老百姓差一些,这就是差别。
    
     特别突出的例子是青岛,青岛有那么多大企业,但总体感觉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江浙的富裕。现在有人怀疑山东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没有可持续性,我们拭目以待,不能随便预测。不过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中,如果政府太强大,我很忧虑。
    
     中央财政的定位
    
     主持人:2004年,中国财政收入高达26355亿,这些财政资金究竟是如何分配的?我们的财政资金征收和使用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
    
     王东京: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提高两个比重,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这显然和富国先富民的发展思路是冲突的。为什么要提高两个比重?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时是有必要的,要集中财力办大事。但现在是市场经济,很多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已经改制了。过去中央财政是要养人的,现在很多事是不用做的,由地方来做,那么为什么要提高在中央财政的比重?按事权和财权统一原则,中央财政不但不能提高比重,而且要降低才对。
    
     曹新:(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 原因是中央集中力量才能拉平地方差距,才能进行中央转移支付,对更多的受灾地区、贫困地区进行扶持。
    
     王东京:如果中央财政定位在公共财政,这就不是要求集不集中的问题。现在26000多个亿的财政收入怎么可能不够用,用于扶贫和西部转移支付才1000多个亿,不是说集中就够,不集中就不够。再说,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更不成立。有人说美国的比重比我们高,印度也比我们高,就认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比我们高,我们也应该提高,但这个是没法比的。有一个原因,他们的gdp 不跟政绩挂钩。
    
    
    
    
    
    
     曹新:关于两个比重问题我们做过一个课题,中国除了税,还有一个费的问题,我们大概算过,比例基本各占50%。现在税收占gdp的15%以上,再加上费这部分就超过了30%,高于美国25%的比重。我们宏观税赋比重是比较大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有减税的空间。
    
     主持人:财政的使用不仅涉及到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我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存在哪些弊端?
    
     宋国权:说到财政体制,我觉得现在从基层的情况来看,我们不是没有钱给老百姓办更多的事,而是政府在自己的投资中间浪费太严重。如果是一个家庭,究竟是先满足吃饭问题,还是先添家具,过一段时间有了家具以后是不是要买一台电脑,会支配得很好。但是我们现有的体制,对公共财产、对财政的管理是很不科学的。同样一个大型工业项目,民营投资要比国有投资节约三分之一左右;同样一个公益性项目,政府投资要比个人投资多花许多钱。如果我们能简单省一点儿,就可以给老百姓办很多像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财政的钱总是花得效率很低。我觉得政府投资如果这块管理不好,那么我们国家财富积累再多,没人理好这个财,富又有什么实际的效用?这是很大的问题。
    
     王东京:解决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解决传统的花国家钱办国家事的投资体制问题。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政府花钱应尽量控制在政府职能的范围,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产品、扶贫等方面。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地方政府要追求政绩,有怕官员要升官,要片面追求gdp。领导到下面视察,通常看的都是城市,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建设得都很漂亮,和国外的城市比没什么区别,但中国的农村始终变化不大,中国农村跟发达国家农村的差距越来越远。这次中央提出来的公共财政要覆盖农村,这是对的。
    
     今年夏天,我到澳大利亚去考察政府治理。他们过去公共产品服务也是政府财政直接花钱,但现在是政府出钱不花钱,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但不一定自己生产公共产品。
    
     “不变的是工资”
    
     主持人: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广东省的农民工工资十年间基本未变,若是扣除通货膨胀后,居民购买力甚至会有所下降,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东京:我们说劳动力工资低,主要由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如果供给不足、招不到工人,自然就会提高工资,政府是没有办法干预的,不可能下发文件要求企业给工人涨工资。比如自去年开始,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后,工资还是有所改善的。
    
     另外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是政府要做而且是可以做的。工人为政府创造了税收,政府在社保这一块一定要拿钱。搞社保到底有没有钱,其实是一个发展观的问题,比如政府做财政预算时能不能把这一块放到前面,优先保证?
    
     石霞:工资基本十年没有增长,这是通过低成本的优势保证我们的竞争能力。但企业一方面考虑成本问题,一方面又想要有能力、价格又相对便宜的,而我国劳动力性价比是比较差的。有一个资料,显示我们劳动密集的优势在某些行业最长保持十年。我们过去认为,外资是先沿海转,然后到中部、西部。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外资由于我们的性价比低的原因已经开始转向越南、柬埔寨等国家。靠这种劳动密集型来支持经济增长,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国家竞争力角度、环境角度来讲都得要变,所以产业要升级,技术水平要提高,而这又必然对就业产生排挤。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很大的出路就是发展第三产业。
    
     我到各地调研发现,第三产业很难发展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工业产业没有积聚、产业不密集,以至生产型的服务业就没有发展。没有聚集就没有物流,没有物流就没有信息产业,没有信息产业就不能提供信息。温州是中国产业最密集的地区,由于产业的密集产生了大量的生产型的服务业的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又逐渐带动生活型服务产业的发展。而我们国家很多地区,没有考虑到产业结果,怎么起步就怎么做,所以没有办法聚集。小城镇也很难发展,很多小城镇是没有产业的,没有产业的小城镇也就没有服务业,所以也无法带动就业。
    
     关注低收入者
    
     主持人:我国2004年人均gdp增至1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根据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如今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我们应如何关注低收入者,缩小贫富差距?
    
     石霞:我国2004年人均gdp虽然提高很多,但由于贫富差距悬殊,这并不是真正的富裕。分析其原因,一是由于城乡政策。城乡的二元政策不仅仅是二元结构,而是方方面面的政策,实际上把农民排除在市民之外,即使进城了也只是农民工。其次是地区政策的不均衡,比如我们国家的改革,确实是从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但是由于他们先发展起来,有很多的制度都是从试点开始的,试点意味着机会,这也就造成了有很多后发地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好。再者就是垄断,造成了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想特别讲的是农村的农民问题,就业机会不平等是主因。他们取得农业外的收入很难,而农业本身的土地本来就很少,所以就业不足导致农民收入下降,或者说增长缓慢。我认为富国就要先富大多数老百姓,就要先解决农村问题。当然,城市的下岗工人可能更难一些,因为他没有那块土地,农民好歹也有土地啊?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失地农民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我们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 。
    
     党国英:农民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土地交易是强制性的,国家统计年鉴里面没有地租这一项。按照三大要素分配的话,美国的比例工资是70%左右,资本大约是20%左右,剩下的就是地租,大约10%左右。根据这个数字来折算,我们国家的农民从建国之后到现在,确切的说实行集体化之后,得到土地补偿大概是七八千个亿。而国家获得的土地价值是多少?我自己算超过20万亿之上。这20万亿能做多少事情?我们每天喊农民收益低,但另一方面又对农民进行剥夺。 如果我们在土地交易制度上设计合理的话,我们每年可以得到1000多亿,这1000多亿又能做多少事情?
    
     宋国权:我想讲讲城市低收入家庭的问题。一个是企业离退休职工参加养老保险的这一部分人,虽然在上海、北京、广州的标准比我们安徽可能要高一点,但是在整个社会阶层中间,我认为他们还是低收入家庭。安徽退休职工养老金的标准是644元,巢湖是543元,而且这部分人占城市人口的17%左右,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第二是进入低保的家庭。参保的标准比较低,我们全省平均水平这187.64元,这部分人群在城市人口中间占6%左右。他们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遇到子女上学,或者遇到重病、大病的,生活基本上很难支持。城市低收入家庭,还有一部分是城市的失业人员和城市的待业人员,这里面也有相当的比重。再有就是失地农民。这几块就构成了我们现在讨论的较低收入的群体。
    
     要想彻底解决这部分人的生活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转变观念,切实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一是我们要解决好党和政府是代表谁的问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而社会分各个阶层,也就是说代表谁都是代表人民群众,但是里面要解决好。 现在的人大代表中间,有各阶层的代表,但是没有下岗职工的代表、没有失业人员的代表,那么谁为这部分人的利益考虑?二是在发展观上就是要解决好为什么发展的问题,这在基层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讲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实际工作中,往往还是只看经济指标、看经济增长,其次是城市面貌的改变。这不能说不是为了人民群众,不能说是错的。你可以建个大广场,让城市美丽点儿,这也是提高老百姓生活,但这不是现在要立刻解决的问题,不是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最关心的问题。政府不能以这种借口来忽视低收入家庭当前的困难。要注意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区别。
    
     关注低收入群体要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增强群众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除了要进一步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以外,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平制度。老百姓就两个想法,一是要有安全感。一旦生病,如何能得到救治。我这两年把倒闭企业退休人员的医保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职工医保问题没有解决,财政承担不了。二是要有信任度。对于弱势群体来说,对政府 对社会信任不信任、满意不满意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收入低,而是不公平的社会地位使其办事难、成本高。
    
     举个例子,过去对退伍士兵的安置基本上是先在父母单位安置,那么父母是下岗职工呢,到处找人也只能被分配到效益比较差的单位或工厂,就觉得很不公平。我们采取货币化安置和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后,老百姓就感到相对公平了,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感。政府确实要检讨许多制度的公平性。不公平会造成许多低收入家庭对社会的不满,是社会不稳 定的因素,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王东京: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政府应该在第二次分配时,着力予以解决。但要指出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能仅仅靠分配,不是说把钱从高收入者那里拿给低收入者就可以了。解决富民问题,根本还是在于发展。搞平均主义行不通,最后会导致大家都贫穷。至于行政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公,政府政策造成的分配不公,我们要调整过来。这些分配不公的现象,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到位造成的,而不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的,所以不能把分配不公简单地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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