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指标勾画百姓“新”生活
2006年3月，“两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民生话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热点和焦点。
“两会”召开之前，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纷纷对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贫富差距、住房难等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都获得高额票数；
今年“两会”代表的提案和议案中，有关民生话题的占了相当高的比重，内容也更为具体和翔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更具民生色彩。
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35页、2万余字的篇幅，紧扣国计民生，彰显政府责任，传递了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新信号。如报告提到“投入”的有20处、“支出”有8处，主要涉及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就业、环保、生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生活有着最为直接联系的相关话题。而人民网的专题策划——《解读政府工作报告》，列出了《报告》中关系中国未来五年的八大关键词，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词就有五个：新农村建设、物价调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
审查和批准“十一五”规划纲要是今年“两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和会议内容。作为中国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节奏的“治国大计”，从“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不难看出，与普通民众利益攸关的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首次被浓墨重彩地提了出来。中国“国计”开始直面“民生”。
3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副主任朱之鑫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就“十一五”规划纲要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马凯指出，“十一五”规划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规划，因为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
对“十一五”规划当中确定的指标，马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马凯指出，《纲要》第三章描述了九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全篇定量的指标一共有39个，其中最主要的指标是在第三章的专栏二，一共有22个指标。这22个指标非常有特点，反映经济增长的只有2个，反映经济结构的有4个，反映人口、资源、环境的有8个，反映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的有8个。指标设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这两大战略思想为指导的“十一五”规划的实施，在未来的五年里，是一个广泛惠及民生的进程，它将与我们每一个人，心心相印，息息相关。
九大“民生指标”
勾画五年后百姓生活
2006年3月5日，“十一五”规划纲要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和批准。在这本厚达90页的草案文本里，一个个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数字，构成一个个闪亮的“民生指标”，勾勒了五年后中国百姓的生活前景。
让1亿农民喝上干净水
[民生指标] 解决1亿农村居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及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
百姓出行更便捷
[民生指标] 建设铁路客运专线7000公里，公路里程达到23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6.5万公里。
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民生指标]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达到20％。
没钱的孩子也能上学
[民生指标] 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从8.5年提高到9年。努力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特别是女性学生、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家庭学生的辍学率。
就业：惠及9000万百姓的大目标
[民生指标] 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
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将有较大提高
[民生指标]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到2010年分别达到13390元和4150元。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民生指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从目前的23.5％提高到80％以上。
不能再要“带血的煤”
[民生指标] 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25%。
约束性指标凸显政府责任
[民生指标]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22个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有8个是约束性的。人大代表指出，这些约束性指标是政府的承诺，凸显了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责任。这8大约束性指标集中在人口资源环境和公共服务人民生活两大类别中，分别是：
——“十一五”时期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6亿人；
——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
——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
——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
——森林覆盖率达到20％；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达到2.232亿人；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
本刊编辑部据新华社报道整理
代表委员畅想2010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乐桢/“两会”现场采访报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划纲要，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达到新的阶段，我国工业化的步伐将更快。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闻世震
预计到2010年，江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将翻一番，人均gdp也将翻一番，财政收入也要翻一番，高速公路能够增长一倍，由1500公里增张到3000公里。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常务副省长 吴新雄
5年之后中国的芯片，从普通的计算机，到服务器，到高性能计算机，这些大家最熟悉的芯片，我们的国产自主品牌将有机会跟国外做的一样。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国杰
在it界上，大家对家电的国产的品牌认知比较高，在中低端上也比较认可国产品牌。5年之后，我认为在高端的产品上，应该说品牌的认识度比现在更强大。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技术水准、质量、产品的水平，应该说与国际一流产品是相近或相当，大家才可能认可你。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孙丕恕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偏低，对于弱势、困难群体,国家需要推出一个国家医疗救助体系。我想在5年之后，80％的人应该纳入这个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 梅冬
我们是个农业大国，而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对于农民而言是个喜事，对于我们从事农业服务的企业而言也是大事，而对于种子业，我可以预计，5年后将在中国出现一个世界级的种子公司。
—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培劲
随着国家加大对医疗的投入，5年之后，预防将大于治疗，人们将更加注重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更科学、节约，心态也转变了，只有与生态和谐发展，身心才会更健康，届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可以相应的得到解决。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脑康复医院院长 郭新志
第一次把发展航空业写入规划，中国的航空业将大有作为。新型的支线飞机将在5年内投入生产与运营，中国将会形成自主的大品牌，我们的大飞机战略也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15年后将造出自己的大飞机。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方勇
“以药养医”是体制造成的，而改变这个体制又是个系统工程，如果未解决好，药品的价格仍会非理性增长。随着国家对医疗投入的增加，5年之后希望能达到“医不药养”这种现状。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克建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标志着政府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通过公共财政的倾斜对贫困地区加大扶持力度，由此我们广西将解决辍学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贵港职业学院副院长 周桂英
5年之后，国内零售业和国外零售业差距在变小，在市场份额、经营水准方面达到国外的先进水平。虽然本土零售商与外资零售企业竞争很激烈，但我认为块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机会在中小城市、在食品生鲜这个领域。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公司董事长 王填
未来五年，规划于纸上；未来五年，更活跃在每一个人心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而每一个梦想都肇始于自己的现状。普通人的切实感受、具体而微小的梦想，更值得我们关注。
五个普通人的“十一五”心愿
校长赵生杰：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再有生存危机
★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2006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一五”时期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普九”人口覆盖率接近100％。“十一五”期间，国家力争把教育经费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逐步提高到4％的水平。
城乡教育软硬件差距悬殊，东西部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入结构不合理……教育资源“倒挂”引发的教育公平问题，成为“两会”期间一些委员代表关注的话题。
浙江省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代表认为，国家应该认真研究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出台规定，便于各地从实际出发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
作为城乡教育的交点——农民工子弟学校（下称子弟学校）正处于尴尬的位置。北京市石景山区树仁学校是一所子弟学校，校长赵生杰正在为新学期的生源发愁。开学快一个月了，学生还不到900人。“自1999年以来，学校的生源第一次出现下降，上学期我们的学生将近一千名。”
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是生源下降的大背景。“好多地方上学不掏钱了，家长就把孩子送回老家读书了。”近年来，北京市财政不断拨出专款，鼓励农民工子弟到公立学校读书。“我们离丰台区近，附近的打工子弟好多都去了丰台的公立学校。”
而日益饱和的子弟学校，使得对“30%”的争夺战更为激烈，“办学缺少规范，谁都能办，不比教学质量和理念，就比外表。许多人不是校长是老板，以纯赢利为目的，跟做买卖一样。”
而生源是树仁学校赖以生存的唯一保障，“我们的一切开支都来自书学费（书本费和学费）”。赵生杰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每学期学生的书学费大概有30万元，加上每人50元的交通费，进项为30多万元。每学期学校的水电费和地租为7万；40名“包吃住的”教职工的工资都在1000元左右，一学期需15万元。7辆接送学生的校车（其中四辆是租用的公交车）“和老师的开销差不多”。总体收支基本平衡，“也就是在维持”。
建校6年来，树仁学校共接收捐款捐物13次，其中捐款总金额为人民币2000余元。
树仁学校的办学资格至今并未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批准，属于“黑学校”。据赵生杰介绍，石景山区18所子弟学校中，通过审批的只有一家。“平时，教委和衙门口村大队主要就抓抓安全，防火什么的。只要家长不告状就行。”
对于无人监管的“默许”现状，赵生杰已经非常满意。“办学5年，学校因受到种种干扰，曾多次搬迁，这已经是第5个校址了。”
2005年冬天，赵生杰招聘了一个校长，然后瞒着老师们到北京某报社做了校对。“偷偷去的，一周做两天，其中一天是周日，所以老师们发现不了。”校对的月工资是800元，赵生杰本来还想兼职做记者，“再写稿子的话，一个月估计能拿到2000元左右”。但新校长“不太胜任”，“学校有事老叫我，没办法，干了两个月就回来了”。无奈之下，赵校对只好当回了赵校长。
赵生杰这次偷偷的“不务正业”，至今学校里只有极个别教师知情。“不敢让大家知道，要不然影响很大”。
“我有时候想，要不就在这片地上盖上房子，搞出租会不会好些？”萌生退意的赵生杰很矛盾，“做了这么多年，不干吧，舍不得，也对不起孩子们。干吧，整天就在维持”。
心愿：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肯定会有一个显著的萎缩状态，至少减少30%，而存活下来的学校，我想在政府管理和学校软硬件上，都会有明显的改善。至于我个人，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当然想把学校办好，办下去，但5年后是什么情况，很难说。
医生李静江：我想辞职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医疗卫生联组讨论会上坦言，目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普遍减弱，“公立医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它的运行机制。
上到政府，下至百姓，医疗问题无疑是一个持续的热点。医生，因其处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前线位置，更是被送到了风头浪尖，饱受议论。
李静江（化名）最近有些郁闷，因为他辞职的想法得不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他们想不到（我想辞职），更想不通。”45岁的李静江，是北京某知名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医师，在医院和所属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力，“还算得上有名有利”。
《中国经济周刊》：在许多人眼中，您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为什么起了辞职的念头？跟收入有关系吗？
李静江：做医生，我活得不坦然。虽然我现在的收入相对不错，但我的价值、我的知识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
我的收入在北京市属于中等吧。但目前的状况很复杂，有的医生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元的收入，有的医生买别墅、开名车，你说医生收入低还是高？大多数医生的收入都在中等水平，甚至有的中等偏下。我希望医生可以通过自己好好工作，获得应有的、合法的收入。大多数医生还是很清高的，我们有我们的职业操守。
举子例子吧，比如一个村子，我觉得有三种人应该收入最高：村长、教师、医生。他们都是为这个村子作了很大贡献的人，应该过上好日子。北京市公务员“三五八一”的工资政策，为什么就不能给医生？如果这样，我相信绝大多数医生都会很满意的。
我的辞职与收入高低无关，我凭本事可以过一个很好的生活，但我不愿意被别人扭曲（人性）地活着。医生为什么不能要求自己有一个好的收入，过上很好的生活？任何职业的任何人都一样，都不是只为了奉献而工作的。我们为什么只能救死扶伤不能谈钱！选择职业，经营医院，患病，都是一个市场行为，是经济行为。好多人，方方面面的，只是在道德层面争论，整天说医生道德败坏，只知道赚钱，不顾病人的死活。低估医生的劳动价值成了这个社会的需要。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同医院市场化吗？现在许多人对此有异议。
李静江：应不应该市场化，根本不需要再讨论，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争论体制问题。政府当然要投入，但要适当，全包下来不可能，这是个无底洞。政府主导，主要是投入，但不是养着医院和医生，应该是提供购买服务，谁的医疗服务好就给谁，或者由保险公司来做，规范、监督医院的服务。现在，大家好像觉得市场化就是医院挣钱，患者掏钱。非市场化就是国家掏钱，老百姓不掏钱。都不对。
至于医生收红包，开除就行了。他手里握着人命，当然要严格监管。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就医环境、资源配置、政府投入，谁来监督呢？我有个同事，经常说，“你们就会骂医生，新药审批，医药招标，那么乱，怎么没人管？”你说他黑，他会说别人比他还黑。这种道德趋下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从高层开始，都不拿良心当回事。要做好，就一定要从高层做起。
况且，许多事情和道德无关，只是技术问题。医疗资源有限，大家都来看病，肯定会有先来后到，轻重缓急。用道德来为自己谋利，是很可耻的。
心愿：医疗问题是全世界的难题，只要是往正确的方向走，走一步是一步。急功近利是有害的。至于我2010年有什么心愿，我只希望能够坦然、体面地活着。
“的哥”谭旭：养老不再担心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两会”期间，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人们的医疗、养老问题成为委员们关注的热点。澳门团副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会委员贺一诚指出，今年，国家在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方面作了很大的突破，一方面，改革了养老金的计发办法，进一步做实了个人账户的试点工作。另一方面，还提高了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参保率，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办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2006年3月5日下午6时，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停在了记者的面前，司机谭旭做了一个上车的手势，“门没关紧，再关一下”，他说。
作为一个快50岁的中国男人，谭旭从来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所承担的压力。仅有的一次，是跟的友们在酒过三巡之后所吐的真言。“那个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撑不住了。”面对记者，谭旭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更像是在谈别人的事情。不过，长时间的奔波劳苦已使苍老的痕迹过早的出现在了他的脸上。
“我和媳妇两班倒”，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说起和自己的媳妇两班倒替开车时，还有些不好意思，“我们也没什么文化，就会开个车。”
5年前，谭旭和媳妇双双下岗的时候，他们的两个儿子刚刚上高中。没有了生活保障的一家人顿时陷入了困境。随后的几天里，谭旭失眠了，想着两个儿子一年几千块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这个北方汉子头一次和媳妇在屋里哭了。为了节省开支，谭旭总是不把出现在自己身上的小毛病当回事儿，他总是说，“没事儿，只要老人孩子好就行！”
2000年年底，谭旭做了一个决定。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凑了几万块钱买了辆夏利开起了出租车。5年过去了，家里的生活改善了许多，大儿子谭杰大学毕业高找到了工作，二儿子高中毕业后也找到了活干。“身子骨不行了，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养老问题。”谭旭说，这两年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以前的小病小痛现在都成了经常的医疗开销，虽然公司给上医疗保险，“但那点钱根本不够用。”谭旭告诉记者，照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顶多再干个三四年，可是之后呢？没有了收入来源指望谁来养老呢？儿子吗？
“他们这代人更是让人头疼。”在谭旭眼里，大儿子谭杰虽然找到了工作，但所在单位的做法让他感到特别窝火。原来，谭杰是北京一家报社的记者。2004年8月大学毕业，他被招聘进了这家报社。人事部门的管理人员告诉他，试用期三个月，合格后签正式聘用合同，不合格走人。
试用期三个月过去了，人事部门给他的答复是他“被正式聘用，不久就可签劳动合同”。可“不久”这话到今天依然没有下文。刚开始，谭杰挺着急，因为没签合同，自己同报社之间的劳动关系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后来，他在报社内部一打听才晓得，原来报社里“没签合同、没上三险”的不止他一人，他也就懒得管了。他说，大环境都这样，自己干着急也没用。谭杰的不满情绪还不敢表露出来，因为现在大学毕业生多、就业形势严峻，“你不满就走人，报社不愁找不到人干活”。但有时谭杰也觉到挺窝火，记者在外人看来还算个响当当的职业，其实社会保障境遇却同民工一个样。现在，自己年轻、身体好，生病、住院一类事好像离自己还很远，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年龄大了肯定是个麻烦事。
二儿子现在在一家装饰公司给人跑业务，公司没有给他上任何保险，拉到一分活儿给一分钱。“将来养活他自己都够呛，也指望不上他什么”谭旭说。
最让谭旭头疼的还是老人的医疗问题。谭旭的父母今年70岁，母亲前段时间刚做了乳腺癌手术，虽然医保给报了80%，但每次一万多的化疗费还是把自己这些年来辛苦攒下来钱花得所剩无几。“不是说给老母亲花点钱心疼，而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是承受不起啊。”说这话的时候，谭旭还时不时注意着窗外的行人，看有没有打车的。
心愿：我最希望的就是，到2010年公司能够把养老保险给交了，每个月的份钱减少点；医疗保险报销的额度再大些，儿子能够找到一个有保障的单位，老人的身体能再结实点；给出租车司机定个休息日吧，再这样跑下去肯定废了。
山西农民范二小：地没了咋挣钱还债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两会”期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特别是收入分配的秩序问题，引发了代表、委员和会外专家的议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指出，一方面国家要在收入调节上采取措施，对高收入者适当加大调节力度，同时保障低收入者基本生活。另一方面要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减少低收入者医疗教育等相关支出，间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有利于减缓收入差距扩大引发的矛盾。
根据财政部3月5日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的2006年度财政预算报告草案，中国政府今年将投入数千亿元，帮助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和社会事业，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和经济困难的城乡居民，直接受益者逾亿人。
山西农民范二小无疑将是其中一人。
今年60岁的范二小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全家共有9口人，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虽然还和自己住在一起，但早已不用他操心了。“我们各吃各的，他花他的钱。”范二小说，2005年，他总共挣了7千多元。
在村子里，很大一部分农户家里的房子都是自己盖的大院房，一般一个院子里最少有5间房。所以在当地，人们一项重要的收入便是靠出租房屋所得。“我们这一间房每月能挣个七八十块钱，一年能挣个1千多块钱。”范二小告诉记者，他们家总共有9间房，出租了3间。
在村子里，范二小是一个不服老并且比较“有想法”的老头儿。自从土地被征用后，范二小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坐吃老本，而是主动出击。2000年，老头在村子附近承保了十几亩果园，干起了苹果生意。他和老伴儿每天起早贪黑得张罗着，儿女有时看着心疼也会过来帮忙。老头说，“种苹果比种地轻松多了，土地虽然少了，但钱不能少！”
自从2003年免了农业税后，老头的干劲也上来了，除了种果园外，还给人看管锅炉。“晚上看上几个小时，一个月下来能有400块钱呢！”虽然干劲大，但儿女们毕竟不想看到老人这样不辞辛苦的劳动。
“娃们说得对，毕竟我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范二小说，现在让他最头疼的有两件事儿，一件是过去农业税的欠款问题；二是今后的养老问题。
原来，在农业税全免之前，村子里曾经征用过他的几亩地，但是在征地的时候并没有和范二小签任何文件。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土地一直被村里用着，但农业税费还是由范二小来交。“我当时觉得不公平，就和村长闹了意见，到现在也没有交。”
2003年，全国开始免征农业税，不知什么原因，村榜上“欠款”一栏里竟然出现了范二小的名字，他认为冤得很，就有和村长吵了一架。事情就这样一直拖了起来。“前几天还和村长说了，但一直没啥反应。”范二小告诉记者。
范二小和老伴儿的身体虽然都还硬朗，但时不时地会有些小病小痛，他们就自己去卫生所看看。“我们这儿好像还没有什么医疗保险，得了病都得自己掏钱。”虽然已到了“退休”年龄，但范二小整天还想着怎样多找些挣钱的门路。采访中，他问记者：“你们报社缺不缺看门、打扫卫生的？他妈整天在家闲着，得给她找个事做。听人家说，你们城里看门的一个月也要挣一千多呢。”
心愿：2010年卫生所的医生水平应该比现在高很多吧？不然让人不放心。我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心愿，只有担忧，人们都说在农村，再怎么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但我那些儿子几斤几两我清楚，指望不上他们，又没有什么养老保险，真要是干不动了，断了收入来源，咋办？
艺人郭德刚：让更多的中国人喜欢相声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伟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题，成为“两会”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
全国政协常委冯骥才呼吁，要对各民族杰出传承人尽快普查、摸底与认定。民间文化的活态保护，主要靠传承人的口头传授。如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文化的消亡。故而，对传承人的保护的关键，是要保证代代有传人。
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代表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实力还较薄弱，路子还在探索。若要加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处理好民族文化资源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资源是有生命力的，能够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撑点。而我国目前民族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创造力在急剧下降，如此状况怎么谈得上发展民族文化？没有民族文化资源作基础，以什么发展文化产业？
而民族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坚守。
33岁的小郭是天津人，生长在双职工家庭的他，小的时候，因为没人管，就被当警察的父亲放在辖区内的红桥俱乐部玩。俱乐部里常常有戏曲、曲艺等演出，小郭就看，然后就喜欢上了。
8岁那年，小高拜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后来，小郭还跟天津相声艺人常宝丰学说相声。小郭很高兴也很刻苦。不管刮风下雪，他每天四五点钟起床练习基本功。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什么都练，直到太阳出来才结束。
天津相声界的常宝霆先生曾对小郭说：“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小郭一直没忘。
1995年秋天，为了自己的相声梦想，小郭第三次来到北京寻求机会。“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这几样，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这辈子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孙子要问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没劲了。”
刚到北京时，小郭的日子过得很苦。因为没钱，他住过平房、桥洞，经常会为几毛钱而认真算计。有时下班太晚，没了公交车，小郭便徒步从城里走回郊区的住处。有一次发烧，小郭没钱，只好把寻呼机卖了看病。最窘迫时，小郭一个人在荒郊野外眼泪哗哗地流。
后来，小郭偶然认识了一位电视圈的人士，于是凭关系在些影视圈找点活儿干，才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再后来，小郭注册了文化公司，写剧本，写书，当电视节目主持，制作影视节目，出版音像制品……为了生计，小郭什么都干，但他一直没有忘记相声。
1996年，小郭开始在北京的小剧场里演出。小郭说，哪怕只有一个观众，我也要演出。有一年冬天，天上下着大雪，很冷，小郭和同事们在剧场门外的街上打着板，招揽观众。“天气很冷，路上除了我们几个，连条狗都没有。”小郭说，自己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小车不倒只管推，不管怎么艰难，想做就做。
10年来，小郭把做文化公司赚的钱都投在了剧场相声里。04年之前，他的小剧场相声一直赔着，一个月动辄赔个八九千，上万的时候也有。小郭不后悔，他说：“我可以为相声去死。”
10年来，小郭的观众从没有人到一个人，再到七八人，再到三四十人，艰难地壮大着。有一次，台下来了99个人，小郭在后台都乐疯了。
在小剧场里，小郭认真而自由地享受着相声的乐趣。在小剧场里，小郭有一股子“草莽气”，生猛、鲜活，无所顾忌。他的《论50年相声之现状》，对相声的几十年的兴衰作了认真的思考和讽刺，许多人都听哭了。当然，大多数时间，他的相声让大家发出了久违的会心的笑声。
有人说，小郭的活儿搁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是一普通说相声的。现在老一辈相声演员走得差不多了，就显着他了。有人说，小郭就是尽了一个相声演员的本分。
2005年底，小郭火了。火的速度和程度，一点不亚于“超女”，有人称他为“超男”。他演出的小剧场常常一票难求，开始出售站票，10元一张；据说，现在小郭的剧场开始“挂号”，甚至出现了“号贩子”。据说，一个月之内有100多家媒体采访过他，还不包括采访不上的。除了小剧场，小郭开始在各大电视台和各大剧院说相声，出场费据说上了几十万。
坚守了10年的寂寞后，小郭在几个月之内，火得一塌糊涂。全国人民都知道有个说相声的小郭，郭德刚。
心愿：能坐五六百人的小型剧场多一些，能认真说相声的演员多一些，在中国能欣赏相声的地区，观众多一些。这就是我心目中相声的幸福生活。
前十个“五年”：那时的百姓在想啥？
“一五”期间（1953-1957）
吴大芝，男，73岁，农民。
当时我刚结婚。结婚那天，中午家里吃了一顿菜饭，平时早晚都喝稀糊糊。因为还没入社，所以租着别人的田种，很想多打一些粮食，将来好让媳妇吃上一顿干饭。那时刚解放不多久，对以后的日子也没有太多打算，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只是蒙着头皮过。当时家里住着草房子，也穿不暖，很希望将来可以穿暖吃饱。
“二五”期间（1958-1962）
梁月英，男，71岁，农民。
“那时应该是刚刚入社。但是，入社了，日子反而更难过了。食堂里的“粥”更稀了，吃饭都不用筷子，就像喝水一样。每天队长一吹哨，就赶紧上工。那时每天大概可以挣到1毛钱，从来不敢偷懒，希望可以多挣一些工分，这样秋天可以多分一些粮食。后来三年自然灾害，周围有人开始饿死，那会儿总感觉很可怕，幸亏平时经常挑野菜，家里没有饿死人。这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尽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只要自家里不饿死人就好。”
“三五”期间（1966年-1970年）
张卫国，男，53岁，私企老板。
三五的时候，我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插队当知青。每天凌晨2点就起床去干农活，6点多回来吃饭，冬天也这样。很多人挑沙子的时候肩膀都压出了血，有的扁担都压折了。开始的时候不适应，觉得很苦，但是干活是挣工分的惟一途径，不干就没有口粮。一开始，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学会农活。后来都学会了。从头到尾，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顿饱饭。年轻，干活累，所以老是吃不饱，每天晚上都梦见回城在家里吃饭，一大桌，可丰盛了。
“四五”期间（1971-1975）
吴洪林，男，48岁，工人。
那时候，我该上初中了。可学校老师说，我们家有地主关系不能上。我只能每天哭着站在墙外面听，幸亏父亲说服了老师，我才有机会继续上学。后来上高中，有人来学校招飞行员，我也跑去。各项检测都过关了，我很高兴地告诉家人我快要当飞行员了。可是上面忽然说我舅舅家是地主，成份不好。我当时就想，如果可以换一个舅舅，我的生活一定在另一个轨道。
“五五”期间（1976-1980）
陶骏，男，48岁，公务员。
1978年时，刚开始恢复高考，我就一心想考大学当“国家人”。本来想到学校参加复习班，可家里农活多。我只好在家里白天干活，晚上看书。那时候，劲儿可大了，一点也不知道累。我妈老是怕我考不上，惹别人笑话，有事没事的就和我说，谁谁谁家的姑娘不错，要不托人给你介绍介绍。我不理她，只管干活，看书。当时，四乡八里，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女青年都结婚了，有的都有孩子了。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我就想，一定要考上大学，要不然连个老婆都找不着了。
“六五”期间（1980-1985）
启凡，男，45岁，私企老板。
我当时是待业青年，家里没门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让自己成为一个做服装生意的个体户。这个举动给了妈妈巨大的打击，妈妈当时还哭了好久。那个时候，“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个体户，大多被看作不务正业、不守本分的“二流子”，妈妈不忍心让我与他们为伍。
每周我都要去200公里以外的省城去上货，早上坐很早的火车去，8点多到了省城就去服装批发市场上货，晚上再坐最末一班车回来。为了省钱，除了托运以外，我自己还要扛一包衣服回来。冬天在火车上冻的要死，夏天又要忍受蚊虫的叮咬。等下车挪到了家，都已经是半夜12点了。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妈妈为我自豪，而不是当妈妈的同学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时候，妈妈张不开嘴，觉得丢人。
没多久，我就成了“万元户”。
“七五”期间（1986-1990）
杨大美，女，40岁，公司白领。
1986年，我刚参加工作。虽然是个学经济的大学毕业生，可我对现实经济活动一无所知。“七五”计划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可能就是时势造“英雄”吧。但工作后的工资收入我记得十分清晰——月工资32元。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我将其中的20元邮寄给了远在上海的养父母，并在“附言”中写道：“你们养的鸡下了第一个蛋”。
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结婚，并把我患有哮喘病的养母从闷热的上海，接到气候宜人的大连。后来，我就结了婚，嫁了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七五”结束时，我丈夫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周围人夸我“嫁得好”，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迎来了“一切向钱看”的新时代。
“八五”期间（1991-1995）
刘衍，男，41岁，国企职工。
1992年，被公司派到荷兰去进修，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股票。参观世界上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时，很惊讶，也很好奇，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回国后，我开始看财经类报纸，1993我就开始买股票了。在单位，我经常跟一些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讲股票，拿着bp机看股市行情。有的同事批评我，说不应该跟大学生们讲这些东西。我说，这都是政策允许的，报纸登出来的，他们才不言语。
我当时想买一台29寸的日本“画王”电视机，在别人家看见过，当时大概要一万多块钱。
“九五”期间（1996-2000）
王小娟，女，54岁，下岗职工
1995年我和我爱人都下岗了。刚失业时，我联系了不下8家单位，但人家都不要，非常痛苦，不知道生活的道路在哪里。后来，我做钟点工挣点工资维持生活，每月全家的收入只有500多元，困难是可想而知。我最渴望的是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每月能有1000元的收入，苦点累点都没有关系，我都能忍受。
“十五”期间（2001-2005）
张萌，男，28岁，农民工。
我18岁就出来打工了，在城里待这么多年，要说也是个城市人了。这几年一直都是干工程，也没啥想法，就是图能赚个辛苦钱。老板欠钱的事也碰见过，咳，在外边这么多年能一个坏人也碰不见？开始也挺费劲，一起出来的几个爷们儿，还有哭的哪，我就不信邪，咱有理啊！最后还不是要回来了，这天下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不是咱总理都过问了。也想过回家，回乡下，咱老家这几年也越来越好了，可咱在城里还是挣得多，你说是不，趁着有劲多干几年呗！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