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隐忧是政治体制
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告诉增长了十几年，，现在正面临深层问题。我在1994年的《二十一世纪》上曾就这些深层问题发表过比较激烈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我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效率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向先行政治体制提出改革问题棗这个政府是建立在纳税人投票的基础上呢？还是仍然基于“政府养活工人”的社会主义原则上。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在1996年达到顶峰，财ad_dst = 0;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政补贴难以为继，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期间的银行坏帐随时可能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由此看来，按照效率原则解雇一大批国有企业工人，实属势在必行。但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支付能力远没有达到可以支持几千万失业工人的程度（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由于发展中经济的人均收入与支出特征，也由于私营保险业发展缓慢）。我们甚至可以声称，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人面临着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如何在政权稳定这一前提下改进国有部门的经济效率。可悲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不服从经济发展的效率原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均贫富”的理想，不能不使政府职能有响应的转变。这一转变实行得越晚，国有资产流失得就越多，国有企业工人失业的负担就越难以承受，社会动荡的幅度也就越大。我1994年那篇文章之所以显得“激烈”，是因为提出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突破情况下经济走到尽头”的看法，对于国内越来越多的朋友而言，这一看法现在不是越来越显得有道理了吗？
中国经济的隐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体制。这是第一个结论，但这个结论并不充分。因为中国政治传统和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被我们叫做“道德共识”的东西。政治哲学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从来就只是道德哲学（或宽泛一些的“伦理学”）的一部分。读者不妨扪心自问，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共识”在哪里呢？我们在当下的中国所看到的，大体上可以被叫做“道德无政府状态”。在这么一种道德无政府状态下，法治是难以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不仅如此，即便是“人治”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下去。亚洲的金融危机，，如果看得深入一些，与亚洲的文化是有关系的，而且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所谓“金融”，根本上说是一种“信誉”。这信誉是靠超越私人联系的法律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支撑体系”维系，还是靠血缘亲族或其他私人联系方式来维系，对于嵌入在一个社会里的货币金融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里（例如我在中国大陆发行的《资本》杂志的专栏文章）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
所以，中国经济的隐忧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体制。不仅在政治体制，而且还在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当中。有鉴于此，大着胆子写了这篇短文，宁可担上“危言耸听”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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