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撰稿人的出路何在？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媒体的时代。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种以文字写作为生的职业应运而生，这就是自由撰稿人。顾名思义，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以自由人的身份卖文为生。但是，是不是进入这个角色的人从此自由了呢？要弄清这个问题，不能不把自由和撰稿人分开来谈。首先，什么是自由？脱离了单位故然是自由，但那不过是人身的，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自由，于是，写作不得不重新面对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要写作？对此，《我的自由选择》和《我愿意这样生活》两本书对此问题做出了回答。
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在许多作家那里并不是问题，对他们来说，写作是牟取功名最有利的手段。然而，当一个人戴上作家的桂冠的时候，他能否当之无愧？也就是说，他通过写作得到的名与利，是否创造了同等的价值？刁斗在《自由在我》一文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用文学写作这种行为填装生命“箩筐”的人，你往“箩筐”里装什么？是诚实地书写，还是欺世的谎言？他把前苏联的作家和中国作家做了一番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在前苏联，有一批业已成名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宁可在生命的“箩筐”里堆满痛苦与灾难，也要发出与自己的生存信条和艺术准则无有牛氐牾的声音；而在中国，在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们的“箩筐”里，却很难找到什么体面的东西。刁斗继而写道，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则肯定是自由的。在不同写作的比较中，他看到了自由的写作是诚实的写作，诚实的写作应是问心无愧的，而有些以作家自居的人，是不是往自己的“箩筐”里装了自由精神所创造的有价值的作品？他们回避了什么逢迎了什么？回避和逢迎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与自由精神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为功名所左右，是心灵的自由表达，而后者，是想在写作中求得社会承认的作家身份。
自由，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身的自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比起人身的自由来，才是自由一词的真谛。然而，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不但要面对精神自由的问题，还要面对经济的问题，毕竟，没人不能不为“稻粮谋”，人要生存，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穿衣，为此，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撰稿人。王小波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一文中，提出了“反熵”理论，所谓“反熵”，按他的说法就是趋害避利，与市场经济的趋利避害原则相悖。为了写作，王小波从处于经商热中的美国回来了，还辞去了在大学教书的差事，专心写作，他为了什么？就为了成为自由撰稿人———不但撰稿，还要自由，包括人身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所以，他成为自由撰稿人。
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看似容易，做起来很难，他所面临的就是两难的选择：既要自由表达，又要为“稻粮谋”，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一个自由撰稿人不能不面对困难的局面。有一些人，回避了自由的问题，一门心思赚钱，他们美其名曰自由撰稿人，其实不过是撰稿人而已，从本质上说，是不能以“自由”相称的。
自由撰稿人和作家比起来，似乎在写作领域里还不太够“格”，容易被人瞧不起。作家们时常趾高气昂，表现出不屑来，由于功成名就，靠稿费和版税完全可以维持生计，自然要高高在上。然而，作家们尽管解决了经济问题，但是，有哪个作家敢拍着胸脯说，他创造了由自由精神而来的不朽作品？且不论朽与不朽，他能做到诚实的写作吗？他能问心无愧地说没有欺世盗名吗？一个解决了经济问题的作家，不一定解决了自由的问题，有时候，自由问题会妨碍经济问题的解决，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良知，他能把自由的问题放在首位吗？他能为了心灵表达的自由，也像前苏联的那些作家，宁愿往自己生命的“箩筐”里装痛苦与灾难吗？如果他能做到这些，他才能说自己高出自由撰稿人一等，他既解决了自由的问题也解决了经济的问题。但是，又有哪个作家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而所谓作家的身份，其实是可以随便印制的名片———爱怎么印就怎么印，在他还没有创造出由自由精神而来的不朽作品之前，他和撰稿人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名称，可是，名称又能说明什么呢？
王小波用他特立独行的做法，抹去了作家和自由撰稿人的界限，由于他勇敢地面对自由的问题，他同时具有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两个头衔，然而，人们看重他的并不是他的头衔，而是他自由的心灵。大概，这也是中国作家和自由撰稿人都不能不面对的，那不是名与利，而是自由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