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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还是悲哀 8小时工作制渐行渐远

 

    劳动者的悲哀还是社会的进步? 8小时工作制渐行渐远

    尽管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但“五一”长假期间,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小李还是选择了加班,理由加班费是平时的三倍。

    和小李作出同样选择的人还有很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许多人的工作已经不再受8小时工作

    制的统一“制约”,因行业的不同、竞争压力的加剧,工作和生活的界限也日益模糊。19世纪末世界各国工人举行罢工得来的8小时工作制,正与我们渐行渐远。

    只要有工作 哪还管是否8小时

    早上7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去掉两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江苏苏南某市一家日资企业里,来自苏北盐城的小陈每天要在生产线工作12小时,另外周末加一天班。小陈的月工资为600多元。

    谈起自己的工作,小陈表示非常满意。他告诉记者,去年底,经熟人介绍,并花了300元的介绍费,他才找到了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虽然有些辛苦,但收入却比在农村种田多了不少。

    当记者问小陈知不知道8小时工作制时,小陈笑着摇了摇头:“只要有工作,哪还管是否8小时?”

    在苏南采访时,记者发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里,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达到14小时。对此,工人们并未表现出任何埋怨情绪。

    江苏省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副部长张海涛说,按照《劳动法》规定,企业确实需要加班的,必须和工会协商,征得工会同意,而且加班必须建立在工人自愿的基础之上。另外,每天加班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小时。但在实践过程中,很少有企业按法律规定来办的。尤其是在实行计件工作制的厂家,按照江苏工资支付条例,实行计件制工厂的日工作量的标准必须保证同岗位90%以上的职工能在8小时之内完成,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企业都违规操作。

    南京市劳动监察支队一位工作人员分析,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目前用工市场呈现饱和状态。对于那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者来说,有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至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则并不讲究。

    用自由换金钱 失去的远大于获取的

    29岁的朱华是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内勤培训部经理,月收入8000元,但加班生活让他疲惫不堪。他抱怨说,已连续4年没有正常休假了。26岁的周先生在苏州一家台资公司做程序设计,公司给每人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同事们带笔记本回去赶工是常事。每次加班,周先生都安慰自己说:“每加5次班,我家未来的那150平方米的房子就又多了层砖。”

    和企业一线职工不一样的是,自由职业者、高级白领等,他们很清楚8小时工作制,但为了赚取更多金钱,他们以牺牲自由为代价。对此,南京中医药大学心理学教授杜文东提醒:“用自由换金钱,失去的远远大于获取的!”

    年轻时用健康和时间换钱,年老时用钱换健康和时间,这种心理渐渐被默认。杜文东说:“这实现起来很难,因为你的安排总是会被其他事情打断,比如生病。而且,如果你总是没有时间去经营家庭生活,那么很可能你的婚姻会崩溃,或者和孩子非常疏远。”

    “不管赚多少钱,他们没有时间真正地放松,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他们是当代文化的牺牲品。这是很悲哀的,生活失去平衡,内心世界也失去和谐。津贴的获得和失去的安闲收支不平衡。赚来的钱不能补偿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也买不回因为拼命赚钱而损害的健康。因为压力造成很多精神疾病,压力能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高血压、过敏性肠胃综合征、睡眠失调,而且更容易感染各种疾病。”

    杜文东的说法在南京的朱浩夫妇身上得到了印证。为了能早点将房贷提前还完,朱浩夫妇拼命工作,聚少离多,两人的感情因此出现了危机。“赚钱本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现在为了赚钱已经没有了生活。”朱浩深有感触地说。

    宣传导向和价值评判标准 排斥8小时工作制

    陈勇是一个天生对金钱没有感觉的人,可是,眼看自己所在的事业单位里稍有本事的同事一个个都跳到外面的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又看见昔日同窗相继成为业内独当一面的能人,陈勇终于坐不住了,到一家企业应聘了做销售的工作。在这个岗位上没日没夜地做了三年后,陈勇的年薪已经拿到15万元。朋友们艳羡的眼光和不绝于耳的赞叹之辞让他感到志满意得。

    杜文东介绍,目前在中国,忘我工作的人一般都会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支持,在这种“过劳”为“模”价值观支配下,一个人若想得到社会的肯定,就必须学会牺牲休息时间,拼命工作。若是你严格恪守着8小时工作制,可能会被周围的人认为“没有出息”。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刘保军说,当代生活中,人们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压力呈增长趋势。竞争的压力,让职场上充满了不能停歇的“红舞鞋”。超时工作的状况的确四处存在,问题不是有法律条文就能解决的。看看同事加班工作的身影,你敢心安理得地按时回家吗?

    杜文东说,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在宣传导向上往往肯定“劳模”式的英雄,无可否认,这样的人让人敬佩。但如此价值评判标准非常危险。上世纪80年代末,中科院每年都有40岁—50岁的科学家离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都是由于过分劳累、伤了身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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