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家出资做“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力促..
一私营企业家出资组织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5亿农民工养老保险应立法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工老有所养，才能发展和谐社会”
“包括在乡镇企业打工的，现在全国有2.5亿农民工，该是关注他们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了！”
发出这个呼吁的冯秀乾，是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也是当地的一位私营企业家。他个人出资请人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历时半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冯秀乾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份提案，将由民盟中央递交到3月份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力促为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工老有所养，才能发展和谐社会。”冯秀乾说。
“打开窗户”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涌到东部地区打工，早已成为潮流。綦江农妇李群是2003年春节后投入到这个大潮中的。
李群先在广东中山一家灯丝厂干了两个月，“我没有买养老保险，厂里所有打工的都没有买”。
李群后来又到广州番禺一家玻璃厂打工，每月工资约400元。厂里强制要求每个工人每月交70元的养老保险费，但李群嫌多，找管事的老乡“磨”了个免交。不过，该厂大部分打工者都交了。他们离厂时，厂方把这笔钱又返还给了他们。李群就见过两个工人分别领走了650元和1000多元。
实际上，领走“养老保险”的打工者并没有享受到这份年老之际的社会保障，他们只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钱”，领了不久就花得一干二净。在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后，他们多数又回到农村，重新操起锄头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愿回乡的农民工则滞留在城里，成为无固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边缘人群”，部分人甚至会成为威胁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李群的打工经历，其实就是亿万农民工的写照。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农民工的人数逐年猛增，1994年为6000万，2000年是8840万，2003年已达1.14亿。冯秀乾则称，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总数应该是2.5亿，而这个庞大群体一直在重复着没有养老保障的打工生活。
“我接触过江苏、广州等地的许多厂家，发现它们都没给农民工买养老保险。农民工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始终没有一个福利操作框架。”冯秀乾认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这种谋生“轮回”，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为了掌握更全面更准确的情况，冯秀乾出资聘请3名调查人员———綦江县政协退休干部胡世博、县委党校退休干部罗开国和县写作学会文员杨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
从2003年7月开始，调查首先在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和贵州这3个农民工输出大省(市)展开，调查人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村串户，以问卷和座谈等方式调查当地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
此后，3名调查员又奔赴东部的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等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重点走访各类企业了解相关情况。
去年12月初，调查组返回綦江，对涉及8省市、20多个区市县、14731人的近2万份调查材料进行汇总，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下称《调查》)。
冯秀乾把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问题比喻为“窗户”，“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扇窗户，只是我打开了它”。而这扇窗打开后，窗外的情景却令人深感忧虑。
“窗外”窘境
《调查》显示，虽然目前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都对企业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提出了要求，然而，这个政策的推行，不仅没有得到企业主的拥护，也没有得到广大农民工的支持：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而接受调查的农民工，83.2%不愿意买养老保险，90%以上根本就没买。
企业员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按照国家规定应是员工个人自缴一小部分，企业为员工缴一大部分，但《调查》却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员工们也放弃了这个应有的权利；只是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一些企业才为部分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冯秀乾认为，现阶段实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政策，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农民工即使参保也很难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这是他们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主要原因。
农民外出打工有两个特点：短暂性和流动性。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3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1年就换两三个单位。而国家政策规定：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保留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续接，也可将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然而，这个政策在很多地区却执行得“走了样”，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据冯秀乾介绍，大多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直接发给员工，导致国家建立的强制性养老保障制度形同虚设。
另外，对于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来说，一个现实的困难是，调换工作岗位后，往往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成功转移，也十分费时费钱费精力。
《调查》指出，由于农民工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门槛，无法保证参保的连续性，所以，即使他在务工期间按规定缴费，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调查》还发现，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千元以下，还有相当一部分远远低于1000元。按现行政策，养老保险缴费是以当地职工年人均工资为基数的。而目前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大大高于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因此，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养老保险缴费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调查》还指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农民工既得不到养老保险制度的惠泽，其过去长期依赖的两种传统养老模式也正日益瓦解。
调查人员发现，农村许多家庭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已有不少家庭要同时赡养三四个老人，且这种家庭将越来越多；另外，目前农村中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一个家庭有两人以上没有承包地的已占被调查农户的21%。这就使“养儿防老”和“土地养老”的传统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理想蓝图
农民出身的冯秀乾一直坚信，要让农村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让土地相对集中到一些种粮大户手里，搞产业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但《调查》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特别是川、渝、黔、滇等西部山区农村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最大障碍，是土地零星地分属于成千上万的农民。”
“农民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并没有改变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冯秀乾说，“农民工害怕老了之后生活没有保障，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因此虽然在外打工，但一直把土地当成养老的命根子。”
调查数据也显示，78%的农民工表示“年老后只有回家种田”。
“正因为多数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一些种植大户虽然暂时获得了土地耕种权，但因承包权不是自己的，所以不愿意投资建设高质量生产基地。”《调查》指出，“只有改革目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让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大胆放弃土地承包权，促使土地适度集中，才能保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
《调查》又称，按现行区域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从西部到东部打工的农民若参加养老保险，企业每年要为一个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统筹费3600元左右。由于流动性大，农民工实际无法享受，这笔费用就被滞留在当地的社保部门。例如，綦江县每年到东部打工的农民在10万人以上，将被东部发达地区占用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三四亿元。而这些农民结束打工生涯回家后，又会成为西部农村发展的负担———这显然不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因此，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方式“必须改革”。
冯秀乾也强烈呼吁尽快实行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这样才能解除农民工和企业‘交了白交’的担心”。他还算了一笔账：“如果是全国统筹，按西部比较低的标准，一个农民工每月缴养老保险费180元，全国2.5亿农民工，一年就有5000亿元，到10年后农民工返乡高潮时更达5万亿元，加上利息、补贴，国家支付农民工养老保险金没有问题。”
在冯秀乾的理想蓝图中，“社会保险机构应脱离地方，建立像人民银行那样全国垂直领导的统一机构，这样才能减少地方政府的干扰，全国按统一的政策搞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也应以国税的方式全国统筹，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和管理。由于其与地方财政脱钩，收支不影响地方财政，所以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可以适度调平东西部养老保险费征收的巨大差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不再需要经历“退保”、“参保”等繁琐的程序，只需随身携带一张如银行卡般的保险卡，不论迁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养老保险费及领取养老保险金。
为了实现这个蓝图，冯秀乾他们一直在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单独立法鼓与呼。他们希望，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在制定的时候能充分考虑亿万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当然，上述蓝图，涉及到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恐怕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考虑到这一点，《调查》中也提出了一些现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如：目前一些省市允许城镇居民以个人名义参加养老保险，但农民却不行，《调查》建议出台统一政策，允许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在家乡参加养老保险，并凭缴费单据在打工企业报销企业应承担的部分；《调查》还建议政府部门帮助农村建立规范的转让市场，促使土地承包权合理转让，并用转让费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等等。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工老有所养，才能发展和谐社会”
“包括在乡镇企业打工的，现在全国有2.5亿农民工，该是关注他们养老保险问题的时候了！”
发出这个呼吁的冯秀乾，是重庆市綦江县政协副主席，也是当地的一位私营企业家。他个人出资请人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历时半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调查”。冯秀乾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份提案，将由民盟中央递交到3月份召开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力促为农民工养老保险立法”。
“只有改革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民工老有所养，才能发展和谐社会。”冯秀乾说。
“打开窗户”
中西部地区的农民涌到东部地区打工，早已成为潮流。綦江农妇李群是2003年春节后投入到这个大潮中的。
李群先在广东中山一家灯丝厂干了两个月，“我没有买养老保险，厂里所有打工的都没有买”。
李群后来又到广州番禺一家玻璃厂打工，每月工资约400元。厂里强制要求每个工人每月交70元的养老保险费，但李群嫌多，找管事的老乡“磨”了个免交。不过，该厂大部分打工者都交了。他们离厂时，厂方把这笔钱又返还给了他们。李群就见过两个工人分别领走了650元和1000多元。
实际上，领走“养老保险”的打工者并没有享受到这份年老之际的社会保障，他们只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钱”，领了不久就花得一干二净。在过了打工的“黄金年龄”后，他们多数又回到农村，重新操起锄头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不愿回乡的农民工则滞留在城里，成为无固定收入和固定居所的“边缘人群”，部分人甚至会成为威胁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
李群的打工经历，其实就是亿万农民工的写照。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农民工的人数逐年猛增，1994年为6000万，2000年是8840万，2003年已达1.14亿。冯秀乾则称，如果加上在乡镇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总数应该是2.5亿，而这个庞大群体一直在重复着没有养老保障的打工生活。
“我接触过江苏、广州等地的许多厂家，发现它们都没给农民工买养老保险。农民工一批批地来，又一批批地走，始终没有一个福利操作框架。”冯秀乾认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这种谋生“轮回”，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
为了掌握更全面更准确的情况，冯秀乾出资聘请3名调查人员———綦江县政协退休干部胡世博、县委党校退休干部罗开国和县写作学会文员杨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
从2003年7月开始，调查首先在西南地区的四川、重庆和贵州这3个农民工输出大省(市)展开，调查人员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村串户，以问卷和座谈等方式调查当地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
此后，3名调查员又奔赴东部的浙江、上海、江苏、广东和福建等主要的农民工输入地，重点走访各类企业了解相关情况。
去年12月初，调查组返回綦江，对涉及8省市、20多个区市县、14731人的近2万份调查材料进行汇总，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关于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调查》(下称《调查》)。
冯秀乾把农民工养老保险的问题比喻为“窗户”，“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扇窗户，只是我打开了它”。而这扇窗打开后，窗外的情景却令人深感忧虑。
“窗外”窘境
《调查》显示，虽然目前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都对企业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提出了要求，然而，这个政策的推行，不仅没有得到企业主的拥护，也没有得到广大农民工的支持：80%的企业主不赞成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而接受调查的农民工，83.2%不愿意买养老保险，90%以上根本就没买。
企业员工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按照国家规定应是员工个人自缴一小部分，企业为员工缴一大部分，但《调查》却显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费，而员工们也放弃了这个应有的权利；只是在劳动部门的督促下，一些企业才为部分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费。
冯秀乾认为，现阶段实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政策，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农民工即使参保也很难享受老有所养的待遇，这是他们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主要原因。
农民外出打工有两个特点：短暂性和流动性。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跨省区流动的占72.8%，务工3年换过两个以上单位的占67.2%，有的1年就换两三个单位。而国家政策规定：农民工累计缴费15年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后可保留养老保险关系，重新就业时续接，也可将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然而，这个政策在很多地区却执行得“走了样”，成了“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据冯秀乾介绍，大多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直接发给员工，导致国家建立的强制性养老保障制度形同虚设。
另外，对于跨省市流动的农民工来说，一个现实的困难是，调换工作岗位后，往往没有办法转移、保持养老保险关系；即使个别的能成功转移，也十分费时费钱费精力。
《调查》指出，由于农民工很难跨越“累计缴费15年”这道高门槛，无法保证参保的连续性，所以，即使他在务工期间按规定缴费，晚年同样与养老保险无缘。
《调查》还发现，7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千元以下，还有相当一部分远远低于1000元。按现行政策，养老保险缴费是以当地职工年人均工资为基数的。而目前即使在西部一些省市，职工年均工资也大大高于农民工的实际收入。因此，对多数农民工来说，养老保险缴费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调查》还指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农民工既得不到养老保险制度的惠泽，其过去长期依赖的两种传统养老模式也正日益瓦解。
调查人员发现，农村许多家庭一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现在已有不少家庭要同时赡养三四个老人，且这种家庭将越来越多；另外，目前农村中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承包地，一个家庭有两人以上没有承包地的已占被调查农户的21%。这就使“养儿防老”和“土地养老”的传统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理想蓝图
农民出身的冯秀乾一直坚信，要让农村走上富裕的道路，必须让土地相对集中到一些种粮大户手里，搞产业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但《调查》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特别是川、渝、黔、滇等西部山区农村搞好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最大障碍，是土地零星地分属于成千上万的农民。”
“农民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并没有改变分散的土地经营模式。”冯秀乾说，“农民工害怕老了之后生活没有保障，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因此虽然在外打工，但一直把土地当成养老的命根子。”
调查数据也显示，78%的农民工表示“年老后只有回家种田”。
“正因为多数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一些种植大户虽然暂时获得了土地耕种权，但因承包权不是自己的，所以不愿意投资建设高质量生产基地。”《调查》指出，“只有改革目前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让进城务工农民没有后顾之忧，大胆放弃土地承包权，促使土地适度集中，才能保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顺利进行，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
《调查》又称，按现行区域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从西部到东部打工的农民若参加养老保险，企业每年要为一个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统筹费3600元左右。由于流动性大，农民工实际无法享受，这笔费用就被滞留在当地的社保部门。例如，綦江县每年到东部打工的农民在10万人以上，将被东部发达地区占用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三四亿元。而这些农民结束打工生涯回家后，又会成为西部农村发展的负担———这显然不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因此，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方式“必须改革”。
冯秀乾也强烈呼吁尽快实行全国统筹，建立方便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跨省区转移机制，“这样才能解除农民工和企业‘交了白交’的担心”。他还算了一笔账：“如果是全国统筹，按西部比较低的标准，一个农民工每月缴养老保险费180元，全国2.5亿农民工，一年就有5000亿元，到10年后农民工返乡高潮时更达5万亿元，加上利息、补贴，国家支付农民工养老保险金没有问题。”
在冯秀乾的理想蓝图中，“社会保险机构应脱离地方，建立像人民银行那样全国垂直领导的统一机构，这样才能减少地方政府的干扰，全国按统一的政策搞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也应以国税的方式全国统筹，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和管理。由于其与地方财政脱钩，收支不影响地方财政，所以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可以适度调平东西部养老保险费征收的巨大差异，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开展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而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不再需要经历“退保”、“参保”等繁琐的程序，只需随身携带一张如银行卡般的保险卡，不论迁移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凭卡缴纳养老保险费及领取养老保险金。
为了实现这个蓝图，冯秀乾他们一直在为农民工养老保险单独立法鼓与呼。他们希望，新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在制定的时候能充分考虑亿万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当然，上述蓝图，涉及到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恐怕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考虑到这一点，《调查》中也提出了一些现实可行的“折衷办法”，如：目前一些省市允许城镇居民以个人名义参加养老保险，但农民却不行，《调查》建议出台统一政策，允许农民工以个人名义在家乡参加养老保险，并凭缴费单据在打工企业报销企业应承担的部分；《调查》还建议政府部门帮助农村建立规范的转让市场，促使土地承包权合理转让，并用转让费为农民工购买养老保险；等等。